论对法学上犯罪概念的理解

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在表述上、学理上具有科学性,但法学中的犯罪构成和责任能力的论述缺乏严密性和科学性。这导致了刑法学界与犯罪学界的分歧,只有科学准确地理解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完善犯罪构成理论,正确理解和适用责任能力理论,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就适用犯罪学的理论,从而就能消除犯罪概念的广义说和狭义说的二元论与刑法学界同犯罪学界的分歧,以及理论上的混乱。     

黑格尔对刑法中责任理论的贡献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著作中用其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来系统解释法、犯罪和责任的问题,因而成为德国古典法哲学的主要代表.他的责任理论对刑法中的责任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自由意志论成为道义责任论的理论内核,社会共同体理论为雅各布斯的功能主义责任论奠基,区分法的责任与道德责任乃成为法的责任论的基本内容.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和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     

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及其机能述评

犯罪论体系就是依据犯罪成立的条件及其形态按照一定的顺序所组织的关于犯罪一般理论的有机整体,它是认定具体危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系统。围绕犯罪论的体系如何构成,大陆法系的刑法学者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并据此建立了各种不同的犯罪论体系。本文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及其机能为考察对象,在回顾犯罪论体系的学说和种类的基础上,简要阐述了犯罪论体系的基本机能和主要表现,并对犯罪论体系建立的现实根据、文化理论基础以及犯罪论体系与其机能的辩证关系等进行了简评。     

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概念

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乃是关于犯罪论的知识统一体,是对犯罪论进行理论构筑,其功用在于将杂多之犯罪成立要件要素整纳于一个有秩序之系统。在刑法学领域构筑犯罪论体系是有其价值和必要性的。建构目的合理体系,还应兼顾形式合理的体系以及实质合理的体系的要求。     

刑罚论:刑法学理论的根基

刑法学理论由犯罪论和刑罚论组成,其根基是刑罚论而不是犯罪论。"刑法学"是建立在"刑"之基础上的"法"的一门科"学",以刑罚论为根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才是实现罪刑法定的最佳选择。刑法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保障人权,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     

毛泽东论犯罪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多篇著作及讲话中提出了有关犯罪问题的重要观点。他高度重视政治犯罪，提出了富有阶级斗争特色的犯罪原因论，与所处的历史时代相适应，顺应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并对打击经济犯罪、严重违法乱纪及刑事犯罪阐述了看法。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犯罪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犯罪学理论及刑事思想史，是大有帮助的。     

企业合规刑法立法的反思与转进

作为新型企业犯罪治理模式,刑事合规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共治的新理念。应当说,刑事合规的勃兴与责任主体统一性的苛求和犯意考察上的宽松紧密相关。我国单位犯罪在归责逻辑、罪过要求以及量刑机制等方面与国外存在明显的差异,故刑事合规的引入需要清除这些理论分歧。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而言：其一,修改单位犯罪,将特定成员刑事责任推定为单位责任;其二,将是否制定合规计划作为量刑的考察因素;其三,增设单位缓刑和职业禁止。     

“标签论“述评

“标签论”认为 ,个体演变为罪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给其贴上了“越轨者”的标签 ,社会按照一定标准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 ,因而产生了“罪犯” ,而并非“罪犯”个体原因所致。“标签论”运用形象互动论的原理 ,认为犯罪是社会反应与行为人形成自我形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标签论”认为犯罪是相对的 ,阐明了“贴标签”与法定犯罪定义产生之间的因果联系、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 ,为犯罪学的研究特别是犯罪原因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标签理论有其局限性 ,其主观唯心色彩浓重 ,对标签化的后果解释简单化 ,对社会反应的揭示不全面 ,片面强调了犯罪因素中外部条件的作用 ,否定了犯罪行为与行为人间的内在联系。     

被迫行为在我国和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的应然地位

被迫行为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我国刑法典在紧急避险和胁从犯中规定了被迫行为,但两者对被迫行为的规定是有冲突的。为有效处理这一矛盾,应取消胁从犯的规定,把被迫行为放在紧急避险中讨论,同时,应当把紧急避险放在犯罪论体系中进行讨论。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主流的观点认为被迫行为是违法阻却事由,而非责任阻却事由。事实上,被迫行为应当是责任阻却事由。     

机械司法与客观归罪之破局——以非法狩猎罪的司法限缩为视角

在非法狩猎罪等涉及保护动物的案件中，机械司法与客观归罪的现象非常严重，必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过理论在主客观两个层面对犯罪进行限缩。客观上，非法狩猎罪所援引的前置法要进行必要的限缩，刑法上的禁用的工具、方法不能超越《野生动物保护法》所列举的类型。在实质上，非法狩猎罪是实害犯而非危险犯。无论是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单纯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都不能直接论以犯罪；非法狩猎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互斥关系，并非竞合犯。在主观上，必须坚持罪过原则。非评价性错误是事实认识错误，评价性错误则是法律认识错误，前者属于构成要件的阻却事由，辩护人只需要承担合理怀疑的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后者则属于责任阻却事由，辩护人需要承担优势证据的说服责任。总体而言，坚持道义责任论是机械司法与客观归罪的破局之道。     

浅议单位犯罪主体

我国对单位犯罪立法起步较晚,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案件也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步增多的。由于单位犯罪在犯罪主体、承担责任主体上有其特殊性,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主体等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如何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尤其是单位犯罪主体范围的界定,成为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对单位犯罪的主体作一些探讨。     

犯罪学学科论

我国犯罪学科迟迟不能登上与其意义相称的学科殿堂，根本原因就是对该学科的性质和价值认识不清。我们需从犯罪学研究对象和功能入手，考察其性质与功能的价值。犯罪学的功能是通过对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研究，认识和揭示犯罪现象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控制和治理犯罪的理论与对策方略。犯罪学的价值既体现在其对犯罪的预防、控制和治理的理论与对策方略的有效性的作用上，又体现在其所针对的对象对社会的危害性严重程度和高发的态势上。     

机制论在犯罪研究方法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犯罪研究运用机制论的观点方法 ,研究犯罪发生、发展、消灭之间的内在关系 ,对犯罪由现象的描述进入到本质的说明。机制论在犯罪研究方法论中处于前沿地位和中介地位 ,对犯罪研究具有推进作用、创新作用和集成作用。     

论当事人和解与传统刑法理论的契合——从功利性视角到正当性视角的转换

当事人和解程序是新刑诉法增设的一种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何以减轻刑罚?法理何在?现有的理论探讨均从功利性的视角进行论证,或割裂诉讼法与实体法之关系,或有抽象空洞之嫌。当事人和解制度的法理论证,应从功利性视角转向正当性视角,寻找其与传统刑法理论的契合点。人格责任论从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两个方面探讨罪责,为当事人和解得以减轻刑罚提供了实体法的理论依据。基于人格责任论的立场,当事人达成和解,虽不能减少犯罪人的行为责任,但对犯罪实施后的人格形成责任进行了有利的评价,从而减少了犯罪人的罪责。     

排除自然因素的犯罪原因论

犯罪原因是指由对犯罪的形成与变化具有决定作用的致罪因素所构成的动态系统,作为犯罪学的理论核心,存在诸种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古典学派的非决定论与近代学派的决定论并不合理,应进行修正。同时,菲利的犯罪原因三元论也并不科学,应当将自然因素从犯罪原因论中进行排除。     

机制论在犯罪研究方法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犯罪研究运用机制论的观点方法,研究犯罪发生、发展、消灭之间的内在关系,对犯罪由现象的描述进入到本质的说明.机制论在犯罪研究方法论中处于前沿地位和中介地位,对犯罪研究具有推进作用、创新作用和集成作用.     

犯罪论体系“去苏俄化”观点之我见

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从苏俄刑法学移植而来的。然而,这个理论却肇始于德国,并在移植到中国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被中国化了,因而该理论被冠以"苏俄化"的标签是不应该的。四要件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它们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不同,该犯罪成立理论与刑事法治领域的人权保障状况没有直接关系,一国的人权保障与该国的制度设计存在直接关系。重要的是,在主张"去苏俄化"的学者内部,还没有提出新的犯罪论体系取代通说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因此犯罪论体系"去苏俄化"这一观点本身并不恰当。     

论单位(法人)刑事责任之本质——兼论我国单位犯罪立法模式之完善

单位(法人)刑事责任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立法者选择"通过强化企业自身责任来弥补政府监管不足"的结果。在单位犯罪中,单位整体刑事责任的承认并不是否认和减轻单位成员的自然人刑事责任,而是与自然人刑事责任相分离的独立刑事责任,其更多的是对自然人刑事责任的补充。我国现行单位犯罪立法未能明确自然人在单位犯罪中的行为主体地位、也未能统一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配置原则,导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对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适用问题上的偏差,偏离了单位犯罪的立法宗旨,需要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