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行政合同纠纷的司法救济

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必须对行政合同纠纷确立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依据行政合同的特点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合同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应是行政诉讼.同时,对行政合同纠纷的司法救济,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确定合理的救济范围,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才能充分发挥司法救济的作用,最终解决行政合同纠纷.     

浅谈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

《公务员法》和相关法律赋予公务员保障其权利的途径均为行政途径。这与宪法赋予公民的完整权利救济权不符,与世界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也不符。笔者从平等权、三公原则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为切入点,赋予公务员完整的权利救济权,以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和稳定公务员队伍的发展。     

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以认罪认罚为视角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刑事犯罪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为适应刑事司法新需求，刑事诉讼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顺应这一变革的制度创新，它不仅有助于推进公平正义和刑事司法效力的统一，还能够促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有利于降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所承担的改造成本，也有利于减少羁押场所内的交叉感染等负面影响，节省羁押资源，同时亦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羁押措施的认识和接受度。但目前公安机关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仍存在适用率低、适用标准不明确、监管难、相应权利救济制度的缺位的现状及困境，要破解羁押比居高不下、羁押负面效应积聚，亟需广大执法办案民警转变办案理念，坚守谦抑的立场，需要有关部门完善制度规范，完善监管体系，提高诉讼风险防控能力，设计完善的权利救济措施，共同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论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之构建

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包括程序上的救济——执行异议和实体上的救济——执行异议之诉,但两者的法理基础并不相同,并由此决定了制度构建的不同。执行异议以执行行为违法为前提,基于执行行为的行政权属性,从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出发,应采取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相结合的方式。执行异议之诉不以行政行为错误为前提,而以执行当事人及案外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为基础,该争议构成独立的民事诉讼。     

危机中紧急性侦查权法律规制及在我国的适用

面对危机,不仅要求国家行使紧急性行政管理权,也要求行使紧急性侦查权,扩大警察自由裁量权,以提高危机处置的效率,这是危机应对中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必然要求.但危机中侦查权的扩大必然使刑事相对人的权利受损.因而控制危机中的侦查权,提高紧急性侦查权启用的实体标准,加强事后司法审查,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设计是我国警察机关面对危机的必然选择.     

英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赔偿程序

在英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政府或公共团体侵害时，可通过以下程序寻求救济：一是向有关部门申诉，英国各政府部门均设有投诉系统；二是向法院起诉；三是向行政裁判所申诉；四是向议会监察专员办公室申诉；五是请求司法审查。其中，向有关部门申诉是必经途径，     

受教育权的可诉性研究

受教育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然而目前我国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渠道并不是十分畅通。论述时从受教育权的内容和特点出发,论证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再从宪法救济、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刑事救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受教育权的可诉性现状,并根据现状提出增强我国受教育权可诉性的具体建议。     

经行政程序处理完的事情，当事人能否请求司法救济

请求司法救济是公民、法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手段,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且将行政程序处理完的事情请求司法救济。本文作者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该案当事人的脱法行为,阐述了行政程序与法律程序在该案中适用范围及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关于民法中受欺诈方权利救济的缺陷及立法思考

诚实无欺是订立商品交易合同中的基本原则。在实际生活中,“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的现象无疑是对这一基本原则的正面冲击。面对这种冲击,涉及对合同中受欺诈方的权利进行保护和救济时,我国法学界、司法界考虑更多的是欺诈方责任的承担问题。虽然权利救济的实现最终大多要归结到责任的承担上,但是受期诈方权利本位主义的思考对受欺诈方权利的保护更具妥当性和直接性。笔者认为对合同中受欺诈方权利实行保护的关键在于救济权制度,赋予当事人救济权,而且确保救济权的行使。     

关于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思考

各个国家对侦查权进行的控制方式大致包括司法授权、司法救济和权利制约等。在我国，对侦查杈缺乏有效的控制，主要的控权方式是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和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基本不具有效用。鉴于此，应完善我国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司法授权目前不具可行性．理性的做法是，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加强检察监督、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对抗侦查行为的权利。     

人权视野下公务员诉权思考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生效实施,引起对我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人格定位的反思,通过对比该<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在对公务员的人权保障,尤其是对公务员人权保障的司法救济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从人权保护的价值思考,应当强化我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人权保护,适当扩大行政诉讼的范围,赋予公务员诉权,以便其能够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来对其人权进行司法救济.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要义及运行效果分析——以Trips协议框架为视角

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采取的是“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双轨制模式,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规定及现实操作一直是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难点和重点之一.Trips协议第三部分规定了一整套详细的执法规则,对行政程序及救济均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剖析协议,Trips规则中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整体是保持认可和肯定态度的.因此,把握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实质性要点,对下一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模式选择和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对交通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控制

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定的情形或条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及时变更或解除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建立健全法律救济制度。     

被害人起诉权制约公诉权制度考察与借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救济制度",反映了立法者对刑事诉讼本质的理性反思和对被害人私权利保护的彰显.但立法指导思想及立法技术上的缺陷,致使"自诉救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弊端.为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障和对侦查、起诉权的监督制约,在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被害人民事原告人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我国侦查、起诉的构造,引入司法审查机制,赋予被害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并规定其必要的义务.     

论中国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及其可能径向

法的可诉性是法的本质属性,经济法的可诉性是指在出现经济纠纷时,当事人经由法定诉讼程序,向法定机构提出诉讼,并由法定权力机关对被告方开展经济行为法律裁决的内在属性。经济法的可诉性赋予了经济主体在出现经济纠纷时借助司法救济的法律权利。目前,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为此,我们认为,应尽快推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及时构建我国经济审判庭、完善经济法审判程序机制、健全经济法诉权及惩罚机制。     

论涉外案件处置的特殊程序

涉外案件处置的特殊程序是针对涉外案件处置而设定的，对外籍当事人合法权利实施保障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双重性、国际法和国内法规定的同一性、司法和外交程序的交叉性的特征。特殊程序具体包括告知程序和通知程序。告知程序包括告知时间、内容及告知方式等。通知程序包括通知形式、通知对象、内容、时间及通知适用范围等。严格遵守涉外案件处置的特殊程序，可以避免因操作失误而引起不必要的外交交涉。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问题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这是基于我国的现实需要以及民事诉讼的新发展而设置的对第三人程序权的保障措施。作为对第三人权益进行救济的一种新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司法适用中应与已有的事前保障程序及事后保障程序实现良好的衔接,在程序上赋予第三人相应的诉讼权利,保障其权益免受当事人之侵害。     

“被害人告知制度”值得期待

天津市各级检察机关从5月1日起，在审查批捕犯罪嫌疑人环节全面推行“被害人告知制度”，以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既然是诉讼当事人，就应完全赋予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包括知情权的享有和保障。因此，被害人不仅在是否立案、是否起诉、是否判决等方面享有知情权，而且在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退回补充侦查、撤回起诉、法律适用、刑罚执行情况等方面也应享有知情权。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我国具有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实现权利救济和化解纠纷，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功能。但现行信访制度却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为使我国的信访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秩序；在中观层面上，要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快推进法治导向的信访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