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司法责任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重点强调的关键机制,而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由裁判者负责"的重要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探讨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需要明确法官司法责任的界限,合理划定追责范围;明晰权责主体,将主审法官与合议庭成员作为主要追责对象;结合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改革设计设置追责主体以及严格法官惩戒的追责程序,强化法官职业保障。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应当以确保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前提,进而实现严肃惩戒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监督司法活动,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功能。     

科层制司法管理的问题与出路

本文提出司法改革的普遍困难———科层制的司法管理。在首先分析科层制的历史沿革、中国化动因之后,以科层制的固有规律和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理论基点,对审委会与合议庭/独任法官的理性行为进行了微观的分析。最后给出作为回应的三个环环相扣的建议措施:司法机构“去行政化”、法官独立以及法官监督与惩戒。     

现代司法理念下法官的品格识别

中立性是审判实务的重要特质,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成就了法官独特的品格,基于法院中立性原则的内涵和要求,实现法院司法中立性原则,应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培养法官现代职业思维模式,加强法官角色定位建设;加强立法,确保法院、法官独立、中立的角色定位;强化法官队伍建设、工作机制及机构建设;以中立性为基础和重点,加大法院司法的改革力度;建立法院所运用和管理的ADR机制,细化、深化调解工作等。     

法官惩戒制度——立足于制度构建与实践操作双重考察

法官惩戒制度是规范法官行为、防止司法不公、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但近几年法官违法违纪现象严重,我国现有法官惩戒制度的现实功能遭到质疑。尤其是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强调法官审判的独立性,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官惩戒制度对法官的行为予以监督和制约,更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因此,针对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中存在的缺少权威立法依据、惩戒主体不中立、惩戒事由缺乏统一标准、惩戒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当在尊重审判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法官职业特点,对我国法官惩戒制度进行构建完善,以指导实践操作。     

司法谦抑：司法权威的道德基础

树立司法权威对于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权威不仅需要司法独立的外部制度保障,而且需要司法谦抑作为内在的道德支撑。司法谦抑的品性源于司法机关的特殊地位、司法权的行使方式和法官的职业特点。司法谦抑能够弥补司法权民主性的不足,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消减公众对司法骄横的疑虑,从而为树立司法权威提供道德基础。     

论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赋予法官在法律存在漏洞或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创制规则的权力。当代中国的法官应当发挥司法能动性,在裁决过程中充分考虑法律、道德、政策、经济等多种因素,使司法裁决等司法活动,更加符合理性,更加符合法律精神。司法能动的发挥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和限制,而不是纯粹的极端司法能动主义。     

论对公务员行政惩戒的司法救济

我国对于公务员行政惩戒缺乏司法权的有效监控,公务员的正当权益往往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济。本文主要从对公务员行政惩戒的救济缺陷、对公务员行政惩戒进行司法救济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公务员行政惩戒进行司法救济的具体实践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应当建立对公务员行政惩戒的司法救济制度。     

经济学视角下的司法能力基本问题分析

本文以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以稀缺性和“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对司法资源配置、法官激励、司法能力的本质等司法能力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构筑运用经济学研究司法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当前司法面临的挑战根本上是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稀缺的司法资源之问的矛盾造成的,因此,司法能力建设应重视司法资源合理配置,重视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司法能力根本上是法官的司法能力。只有“健康”的需求状态下的法官,才有利于司法价值的实现。司法能力建设应当着眼于法官制度。司法能力本质上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的能力。     

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与规制研究

司法裁判压力与日俱增,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司法裁判找到了新的出路,其具有客观性、高效性等优势,但可能面临与法官独立审判原则相冲突、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冲击司法公正原则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作为“燃料”的数据在应用中存在障碍、核心算法技术存在风险、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融合存在不适性。进行规制时,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角色定位,将其作为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工具,增强人工智能在司法应用过程中的透明度,合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实现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有效运用。     

论司法之谦抑品格

司法虽然在形式上是法的实际应用,但其存在独特的生命逻辑,有着特定的伦理品格.司法实效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谦抑品格.司法谦抑品格符合司法广场化的艺术追求,最大可能地降低纠纷解决过程的反复性;促进利益礼让,引领时代精神,达致社会和谐;表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技术和信用,标识职业伦理品格.     

论法官的司法理念

司法理念是司法公正的基础。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 ,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 ,只有重视现代司法理念的培养和更新 ,才能确保和促进司法裁判的公正 ,也才能使法律得到正确的贯彻和实施。     

司法语言运用的能动边界探析——以农村法庭法官司法语言运用为视角

司法能动是中国大法治环境下积极倡导的司法理念,这一理念契合了农村基层人民法官处理农村案件时积极引导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现状。语言是法律诉讼的媒介,司法语言承载着司法公正,司法语言运用是司法实践中很重要的部分。基层法官与当事人沟通时,要掌握语言的深浅,避免与法律相违背的语言缺陷。农村案件当事人需要法官给予更为直白的诉讼指导。     

法律方法的司法价值——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说起

司法领域出现的“类似案件不同判决”现象,涉及到疑难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从法律方法的视角观察,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为法官提供了思考和解决疑难案件的框架,但决定性环节仍需法官运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说,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够使裁判的获得成为一种民主公开的过程,一种分析说理的过程,从而也是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法律方法虽然不能保证法官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却能大大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这是法律方法在司法领域的最大价值,     

论诉讼公正与效率

公正与效率是司法改革追求的价值目标,两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公正是效率的目标,效率是公正的保障,二者同等重要。应当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争取既确保司法公正,又能适度地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司法合法性问题探析

司法合法性是指公民因为司法本身是公正、廉价、高效的,它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权益而产生的对司法的忠诚和自愿服从。司法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包括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和司法的有效性。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司法潜伏着多种合法性危机的诱因,故巩固司法的合法性地位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根本任务。我国的司法改革应以公民为主导力量,以公正、廉价和效率为其价值评价标准,同时要从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和司法的有效性四个方面致力。     

Judicial Power Evolu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judicial powe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facing major stimuli and influence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blocks chain. Chinas judicial power theory urgently needs to construct a new ideal pictur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roduces the thinking method of related relations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of judges, and realizes the “same judgment with the same case” through a large database, and leads to the judicial power from passive exercise to active appearance. In the pursuit of justice value and efficiency of justic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a sharp reduction in judicial costs, an exponential improvement in judicial efficiency, a re-examination of judicial justice, and an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referee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echnical constraints, the hard constrai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replace the soft norm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We can use block chain technology to upgrade the witness protection system and try to construct the pre-trial risk assessment system.     

我国司法官遴选制度的建构

司法官遴选的目的是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项运行机制,选拔德才兼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社会经验和社会主义道德情操的法律人才,为司法机关提供数量充足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法官和检察官人选。科学分类是遴选司法官的前提,建议区分“政务类司法官”和“业务类司法官”,对司法官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两种分类,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官遴选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嬗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面临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革命成果的重大刺激和影响。中国的司法权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亟需建构新的理想图景。在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上，人工智能将相关关系的思维方式引入裁判决策，通过大数据库实现“同案同判”，并导致司法权从被动行使到主动出场。在司法的公正价值与效率追求上，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带来司法成本的锐减、司法效率的指数级提升、司法公正的重新审视以及裁判主体的智能化建构。在司法的制度规制与技术约束上，信息技术的硬约束将代替司法制度的软规范，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升级证人保护制度以及尝试建构审前风险评估制度。     

简论实现我国司法公正的途径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我国司法公正的途径应当是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廉洁、自律、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司法队伍的改革,也是人的改革,司法公正,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