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组织:武汉市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

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目前,武汉市的社会组织还未能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顶层设计缺失;社会组织自身生存能力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界定不清。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社会共治,政府一要强化党建工作在发展社会组织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二要优化顶层设计,三要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加强培育和扶持,四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五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六要加快建设智慧社区,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搭建技术平台。     

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非正式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要合理界定政府边界和政府职能;要抓好社会公平建设;心治是未来社会理想的治理模式。     

重构新时期政商关系的抓手

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对促进当前中国企业以至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只有以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手段,从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入手,才能建立起健康的政商关系,并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真正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     

政府干预市场的三重边界——基于公共责任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建构政府干预市场的合理边界,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践履公共责任的正当性在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效率的实现,协调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合理分配,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划定政府干预市场的价值边界、领域边界与效率边界,探析政府公共责任与干预市场边界之间的本质关联,这是对能够驾驭市场的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一种创新性探索。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行为分析与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形成更加高效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产权安排和激励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降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降低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并在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中寻找到效益递增的发展路径.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改革总体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地位,是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织保证和强有力的推进器。要冲破体制性障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加快体制创新,实现“内涵式”发展;加强依法行政,转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建立一系列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     

大数据视域下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创新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诉求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大数据为社会治理由结果治理转向全程治理、由主导治理转向多元共治、由经验治理转向智能治理提供了机遇,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路径选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公共权力边界扩张、陷入大数据困境、公民个人隐私暴露的风险,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形成社会治理安全隐患。因此,要使用好大数据这把"双刃剑",应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法律为底线、以安全为准则、以社会善治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把握好社会治理创新的机遇,合理规避治理风险,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     

加强网络社会治理 创建文明网络环境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网络主体、资源客体和软环境三部分构成。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网络社会的开放、自由、平等、匿名和信息海量等特性,创新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模式,同时也引发了相关的问题,需要对网络社会进行合理治理。当前我国网络社会治理中存在缺少顶层设计和规划、网络法律和道德等十大主要问题,为此应采取"建设、应用和安全"三位一体的网络社会顶层规划等八项措施以加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创建文明网络环境。     

对社会管理创新和警务改革方向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是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政府权力规范的核心是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明晰"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界限。近年我国各地公安机关所进行的警务改革尝试没有在实质上体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精神,多是一种技术策略的改革,着眼点是警务效率,而没有以释放社会活力为目的,缺少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内容。警务改革应以对公安机关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为目标,警察权行使的最终目的是保障社会秩序与公民自由。为此,我国警务改革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并分阶段进行:近期改革应把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起来。在顶层改革方面重点是围绕修订《人民警察法》,从上而下进一步规范、制约、保障警察权的运行。通过基层公安机关末端治理改革,从下而上着眼于改革和完善公安工作运行机制;远期改革重点是建立权力制衡的现代警察体制。     

创新治理机制 提升服务效能 构建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格局

正近年来,山东省把加强城乡社区治理作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举措,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社区服务能力,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社区治理体系,为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突出顶层设计高位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把城乡社区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顶层谋划、     

数据价值释放的理论逻辑、实现路径与治理体系

释放数据要素潜能的政策设计需要基于数据要素的经济属性并遵循数据要素价值形成规律。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属性以及价值实现过程显示,开放共享是基础前提,数据驱动的创新是根本驱动力,匹配的治理体系是制度保障。数据价值释放应坚持分类治理的导向和采取多轨并进的路径,以促进多源驱动的数字商业创新。数据价值释放的治理制度体系应重点加强促进数据价值释放的基础性政策供给、创新数据市场化配置与交易机制、完备数据价值释放的治理制度保障。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我国民族关系走向

民族关系走向是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加速、市场经济成为人们共识的社会转型时期更是如此。为确保社会平稳转型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要求,与时俱进地调整好转型时期的民族关系;通过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高逐步推进我国民族关系的交往交流交融,在逐步淡化公民族群意识的基础上形成国族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     

社会管理创新的特点及依据探析

社会管理创新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社会管理进行全方位的转换及优化，它贯穿以人为本的实质、落实优化整合的思路、体现社会建设的重心、依托民主治理的机制、实行互补融合的方式，反映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及公共行政的主要特征、基本要求，具有深刻丰富的理性内涵，形成了科学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文化引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研究北大核心SSCI

当今世界文化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保持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自有文化,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将文化的思维贯穿于公共空间治理政策的方方面面,用文化促进城市发展转型中经济、生态、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等多方面资源的整合,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治理中形成“区域—城市—城区—社区”四个层面之间的整体与局部的协调,最终通过治理的顶层设计,对城市自身文化的挖掘、引导、运用和创新,促进城市完善自身核心定位,从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形象,优化城市居住环境,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是文化引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法治、维权与维稳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稳定风险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法治是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通过法治实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要求政府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树立法治底线,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维稳和维权,同时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是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健康治理效能提升研究——以山西促进社会办医参与健康治理为视角

以促进社会办医参与推进健康治理,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逻辑需求蕴含于新时代健康目标、健康返贫风险性及现实新机遇中。基于健康治理分析框架和对山西相关调研,可以发现在促进社会办医参与健康治理中,目前存在影响制约健康治理效能的多重因素,包括经营管理目标理念失当、参与机会空间难以拓展、人才短缺限制自身参与能力提升等。其主要根源在于,相关政策设计及治理主体关系存在缺陷。基于此,应以社会办医服务能力提升为着力点,通过健康治理目标、主体关系及制度保障三方面的优化创新,实现欠发达地区健康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     

“高位推动”模式下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时空演进——以2014-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为例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政策转变阶段的关键时期。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需要从"谋思路、打基础"的顶层设计阶段,演变到"攻坚克难"的政策执行阶段。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京津冀协同治理的方式显著区别于"珠三角"等地的准市场机制。基于"三地四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文本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具有显著"高位推动"特征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即高位推动为协同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赋能、长期引导治理主体开展政策协同、重塑协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基于此,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注意高位推动作用审慎让渡市场机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尝试共建共管产业园区。     

乡村生态振兴及其法治保障

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天更蓝、水更绿、生态宜居"的顶层设计,其法律内涵包括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进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旅游发展三方面内容;其核心是平衡多元价值。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污染源头多样、治理难度大,制度供给乏力以及治理方式单一。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以国家立法为基础,突出地方环境立法的补强功能,形成完善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其次,推动政府主导的单轨环境治理机制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双向互动治理机制转变;再次,发挥法治与德治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规范作用。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社会建设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以深圳的实践为例

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出发点是作为基础的社会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他们广泛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来,才能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社会建设的重点既包括大力改善民生,更要着力于建设社会本体。没有形成一个在规模力量和功能作用上与国家、市场相匹配的本体社会,社会管理将会因权力扭曲、缺乏合作及其与市场交换关系的纠缠而陷于困境,失去动力和效率。必须按照中央确定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作、公众参与"的方针,通过以形成公民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建设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近年来,深圳市在推进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