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综合治理探析

当前我国网络治理能力和监管体系相对滞后,网络谣言时有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网络谣言的治理应构建以政府管制、社会监督、个体自律多中心综合治理主体结构,施以法律规制、技术防范、网络文化建设等多样化综合治理手段,选择事前加强防范、事中紧急控制和事后严肃处理多渠道综合治理路径来治理网络环境"污染",切实加强网络谣言的治理成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公安机关对网络社会的综合治理研究

当前,网络社会衍生出来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严重扰乱了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另一方面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直接。公安机关是网络社会监管的主体,担负着维护网络社会稳定,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等重要任务。有必要从公安机关的角度探讨当前网络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分析当前公安机关治理网络社会存在的困境,提出合理有效的治理对策,以加强对网络社会的综合治理能力,推动网络规范有序运行,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政策网络: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政策网络作为对社区治理研究的新理解,主张充分重视政府之外的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积聚新的社区治理能力,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社会需求,从而避免社区治理过程中因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而忽视其他社会主体能力的情形。社区的政策网络既能描述社区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能成为社区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问题解决的路径及工具,为预测社区治理的良好结果或产出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政策网络途径是解决社区治理危机的新思路,它的基本要素、关系结构和主要功能等方面构成了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国外网络身份管理发展跟踪研究

网络身份管理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网络身份管理工作,持续加强网络身份管理建设。通过对国外主要国家的顶层设计、法律法规、平台建设、技术前沿进行梳理和分析,为我国网络身份管理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于我国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思考

深入分析了我国"十五"期间电子政务网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我国电子政务网络建设过程中,应做好顶层设计、选择最佳建设管理模式、坚持以应用引导和制约网络建设、树立以管理创新和降低行政成本为核心理念的绩效观.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政策移植的网络困境——兼论政策网络视域中的政策移植

全球化的背景为在政策网络视角下考察政策移植问题提供了可能,基于宏观的政策网络——治理网络的分析,政策移植的网络分析构架包括政策移植的参与主体的复合结构,政策移植的制度、组织和资源的网络设计,政策移植的协商、论辩和学习机制。然而在现实条件下,现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关键参与者"的缺失和公共精神的培育的不足等共同构成了政策移植的网络困境。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形式

公共安全服务的合作网络是包含多重联结的多个节点的结构(这些节点包括官方与非官方的安全服务的机构与组织)。为了实现共同的公共安全利益目标,不同节点之间构成相互依赖、平等协商、竞争且合作的联结关系。合作网络运作过程中,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府际协作网络(110社会联动、区域警务协议等),公私伙伴关系(治安合同承包、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等),以及社会间合作网络(安全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等)为三种主要合作网络形式。政府作为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核心主体,在复杂网络中扮演着"促网者"与"结网者"的重要角色,政府以外的多元社会主体作为辅警力量,通过平等协商、互利互信的行动共同维护着公共安全环境。     

发达国家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对策及其借鉴

随着计算机和移动通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青少年网络欺凌的问题日益严重,对学校、家庭和社会构成了新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应对网络欺凌问题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策选择和治理对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防范和治理青少年网络欺凌政策模式的分析与比较,总结各自的特点及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治理网络欺凌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网络综合治理的“五大主体”与“三种手段”——新时代网络治理综合格局的意义阐释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我国的网络治理综合格局逐渐形成。网络治理综合格局的构建既是新时代的要求,又是国家安全建设的需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在网络治理综合格局的阐释意义中,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与网民自律等"五大主体"构成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经济、法律以及技术等"三种手段"诠释着治理的方法论意义。     

治理网络公共事件的主要路径

网络公共事件的频发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应对、处置和治理网络公共事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政府要从应对、防范、处置、限制之类的理念推进到治理。治理的主要任务不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中介组织、政府与民众等多元力量的互动、沟通与配合。治理网络公共事件,需要把握和落实好几个关键的着力点。     

网络谣言及其治理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网络化程度的加深,利用网络传谣已开始成为各类不法分子据以制造社会恐慌、扰乱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主要途径。本文在分析网络谣言之内涵、成因和传播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在网络公共领域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就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推进网络公共领域建构提出了两点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哲学视域下的网络社会治理探析

时至今日，随着网络行为失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日趋严重，网络社会的治理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也给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提出了新的认识课题。从哲学视域看，网络社会既是现实社会的当代创新，也是现实社会的历史延续，是虚拟与现实的有机统一；网络社会是既有科技属性又有人文属性的社会，也是具有行为规范的社会；用道德和法律这两种行为规范来衡量、判断，网络行为失范问题已然出现，并呈日趋严重之态势，因此，网络社会的治理势在必然、势在必行；网络行为失范归根到底是行为者即人的失范，网络社会治理所指向的必然是现实的人；在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须遵循网络社会运行律、网络行为演变律、心理引导律和行为规制律，须坚持系统性、协同性、前瞻性、正当性等原则，须做到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统一、道德维度与法律维度的联结、技术手段与人文手段的结合，形成治理的作用合力。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网民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在网上,各种社会力量"汇聚"到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集散地,社会实情与网络舆情之间的互动格局正在形成。近几年,我国突发的公共事件频繁发生,如"非典"、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新疆"7·5"事件等。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过程中,各种难辨真伪的消息相伴而来并迅速传播,形成网络舆情危机,容易引起社会恐慌和不稳定。因此,正确认识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危机,探索其治理路径,对于提升各级政府的舆情危机治理能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风险社会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是网络犯罪治理面临的新背景,基于网络空间存在虚拟状态不稳定性和时空流动性的现代型风险,我国网络犯罪刑法治理面临国内立法滞后性和国际规则碎片化的挑战。建议我国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通过法益的早期化和公共化、构成要件的革新化,扩大刑法保护圈,从而提高自身治理网络犯罪的能力,并主动参与网络犯罪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大数据视野下国家网络治理路径优化研究

我国当前已经步入了以"大数据"为表征的网络信息时代,云计算平台、分布式数据库等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促发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变革。国家治理既立足于传统社会又涵括了虚拟空间,既蕴含传统行政手段也需要适应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国家网络治理在效度、合规、安全等维度的困境,亟须构建智慧政府来完善治理方式、确立法规制度以明晰治理途径、拓展应用领域来提升治理技术的立体解决方案,以顺应数据驱动场域下对国家网络治理前瞻性、参与性、可治理性三大价值目标的现实需求。     

“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     

网络公共讨论中网络理性的缺失与构建

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正日益遭受各种非理性话语的侵蚀,网络社区缺乏谣言自洁机制、网络民主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群体极化效应的负作用、传统媒体信息“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和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的匮乏都是造成网络公共讨论中网络理性缺失的重要原因.网络理性是互联网良性健康发展的根基,因此,重塑网络理性势在必行,这需要网络监管部门加强互联网治理的顶层设计,推动网络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需要传统媒体继续做好信息“把关人”;需要网络新媒体积极营造良好的媒体环境生态;需要网络意见领袖善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需要广大网民加强道德自律、谨言慎行.     

网络谣言的特征、成因与治理

阐述了网络谣言的内涵,并从谣言和网络两个方面描述了网络谣言的内涵特征;分析了产生网络谣言的多种因素——事件自身因素、传播载体因素、传播主体因素、网络"粉丝"文化因素和社会情境因素;提出了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的若干建议,即应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建立网络谣言预警机制等方面综合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