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想象及制度实践

民主既是一种宏观的政治结构,也是一种微观的治理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公众参与是实践民主的重要形式.这种以公众参与机制为核心的参与式民主,既可以使宏观意义上的民主具有持续性和活力,也可以使微观治理更体现民主性和理性.公众参与和参与式民主的有效性,有赖于"公众充权"以及相应的基础性制度、程序性制度-和支持性制度的落实,而这些也正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法治建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

行政过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一道,肇端于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制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以及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嬗变过程,并继续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基于行政过程论和公众参与论视角,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决策性和审议性等要素特征,与一般行政过程信息公开相比,其具有法律依据多元、公开动力与方式不同、公开深度与策略不同等特殊性,且在促进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的深度与实效性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包括决策启动、决策方案的拟定及征求意见、论证评估、审议讨论决定等阶段的信息公开.其不予公开的范围,可从法律明文规定和比例原则两个视角进行界定.     

从公众参与制度化的视角看我国公共决策的制度完善——以价格听证会为例

听证会的制度缺陷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程度,使听证会制度在确保决策民主化方面的功能流于形式。建立听证会透明的协商机制与民主的沟通机制,是保证决策民主化及公众参与制度化的基本前提。提高听证会代表的代表性、扩大听证会的范围、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公众参与制度化的基本方向。     

论行政立法中的沟通与协商

在行政立法中引入沟通与协商机制,既可以在理论层面上夯实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基础,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指导建构行政立法的参与及监督机制。为充分体现行政立法的民主精神,使行政立法中的沟通与协商常态化,须在公开、参与、听证和协商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权权能构造的法规范分析

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是回应和化解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和正当性不足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近年来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建构的一个热点。基于《重大行政决策暂行条例》和若干地方政府规章的条文分析,可归纳推导出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权包含以下3项具体权能:知情权、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合理建议获采纳的权利。间接民主下的决策模式决定了公众在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只是决策者决策时的参考,并不能对决策者形成实质性的约束。因此,任何实质性的决策权能均无法嵌入间接民主下的重大行政决策当中。然而,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制度建构的风险防范,当重大行政决策出现重大争议时,有必要建立一种决策模式的切换机制,将间接民主的决策模式转换为直接民主的决策模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决策方案。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名与实——检视北京市公共交通票价改革的听证历程

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结合是回应民主发展与行政统治性危机的必然,而其本质是一种博弈过程,存在名与实的二元分立,因而需要引入公众参与有效性命题及其标准。以博弈分析框架为基础,透过过程主义检视北京市公共交通票价调整公众参与的全过程,可知其存在参与人困局、结果封闭性、信息瑕疵、约束机制乏力以及功能定位局限等问题,制约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结合理论和实践经验,走向有效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需要系统性变革:核心理念嵌入、法律制度的跟进、信息保障和参与机制的优化以及功能定位的扩展,其中观念更新是"软件"、法律制度是保障、参与机制的优化是"硬件"、功能定位的扩展是"催化剂"。     

论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为视角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行政立法已经成为一种各国立法的重要手段,行政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当前,我国行政立法制度存在民主性不足、透明度不够、构束性不够等问题,如何完善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是使行政立法符合公众利益的关键。本文指出分析和研究我国行政法的立法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公众在行政立法过程的利益表达需要规范性的依据,而且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必须建立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论城市规划听证会中的市民参与基础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由集体讨论决定。由此可见 ,公众参与将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公众参与可以增强行政过程的正当性 ,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及理性化程度 ,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公众参与机制的诸多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 ,本刊特邀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展开探讨 ,以期对丰富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有所帮助     

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参与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由集体讨论决定。由此可见 ,公众参与将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公众参与可以增强行政过程的正当性 ,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及理性化程度 ,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公众参与机制的诸多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 ,本刊特邀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展开探讨 ,以期对丰富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有所帮助     

行政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由集体讨论决定。由此可见 ,公众参与将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公众参与可以增强行政过程的正当性 ,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及理性化程度 ,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公众参与机制的诸多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 ,本刊特邀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展开探讨 ,以期对丰富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有所帮助     

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从场域理论的视角

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鼓励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它既与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相适应．也与发达国家的代表性理论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场域理论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视角。本文根据实践场域客观存在的协商民主形式,从协商主体、主题、具体形式、方法、程序等方面对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经验支持．进而说明这一协商民主形式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观念和新实践。     

寻求不一致的一致——试论软法与协商民主机制的结构性耦合

卢曼认为,法律是一个使用合法/不合法的独特符号作为沟通手段的独立的规则系统,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性预期的制度化。法律规范作为独立系统欲保持稳定与再生则必须在封闭运行的同时与外部环境之间保持认知的开放,其对外部环境刺激的稳定回应模式即为结构性耦合。从此视角观察,软法是一个相对而言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其稳定预期的功能相对弱化了的规则系统,它允许中间程度的效力,其创生本身具有回应性目的。软法建构的环境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民主政治领域的表现形式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政治机制本身的出现就具有回应民主程度问题的性质,其成功的几个关键机制需要弹性的规范体系。软法能够模式化地回应协商民主的需要而与之形成结构性耦合。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社会管理创新问题思考

提 要：从协商民主视域创新社会管理是加强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因此,充分认识协商民主视域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价值,对协商民主视域下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问题作出分析,进一步明确协商民主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努力探讨协商民主视域下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突破与实践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服务型政府管理中的协商民主研究

在服务型政府管理过程中发展协商民主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就要在把握协商民主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克服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面向未来的政策规范论

本文认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协商民主以及社群主义是三种面向未来规范政策的选择和分析的政策理念。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理念以权利论和效率论相区分;协商民主的政策理念注重商议过程和共识反思;社群主义的政策理念围绕自治和秩序提倡信念对话。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Liberal Rights

Many liberals cannot help distrus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y. In their view, the theory offers no sufficient guarantee that the outcomes of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will be respectful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generating what they conceive as basic moral rights. The purpose of this text is to provide one argument showing that liberal rights are sufficiently protected with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y. The argument does not rest on the idea of moral rights or material justice. It rests on the conditions of legitimate law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y presupposes, namely,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concrete the idea of legitimacy as "actual public justification."     

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权保障的贡献——以协商民主的权力制约功能为分析视角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代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核心追求，其宪政功能突出表现在通过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以整合多元社会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正当合法性，凸显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当前各国的乡村社会和地方城市产生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为人权保障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协商民主理念下加拿大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的路径选择及对我国的启示

协商民主相对于参与民主而言,通过理性的协商对话消除冲突等不和谐因素,实现公共利益,更强调参与的深度。加拿大特有的国情为协商民主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是其环境法制革新的民主化方向,公众以政府与公民社会新型关系的参与路径确保协商主体的平等性;公众以环保专业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参与路径促进理性协商;公众以环保社团参与路径为主确保协商的团体优势;公众的全方位救济途径确保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当前我国在协商民主大环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路径应该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实施";变"松散参与"为"社团参与";变"无为参与"为"专业参与";变"单一救济"为"多元救济",从而实现积极、有序和有效的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     

The Rule of Reasons. Three Model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ntrasts three model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liberal one, a communitarian one, and an alternative to both. Rather than understand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s the rule of principles of justice or of communal values, the third model conceives of it as the "rule of reasons." On the basis of a discussion of seven components of an "ethos of democracy" (the cognitive capacities of citizens, political virtues, the cultural, institutional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e "ground" of democracy), the third view, which is based on a theory of moral and political justification, emerges as superior.     

公众参与预算制度研究

公众参与预算制度是公共预算与民主政治互动的立法回应。我国现行《预算法》没有规定此项制度。本文从理论与制度层面分析了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公众参与预算的政治功能以及国外相关制度的推行。针对我国预算体制存在的参与障碍,作者分析了公众参与的有利环境与条件,特别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典型案例的思路突破,并建议《预算法》修改时确立民主预算理念,增加预算征询、听证、绩效评价、教育等公众参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