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律中重大刑事犯罪的规定

唐朝法制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定型阶段,这一时期的法典以《唐律疏议》为代表,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典范和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法制史和世界法制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历来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重点。本文以重大刑事犯罪为中心,从唐律的刑法原则出发,依据侵害国家法益和侵害个人法益的分类,阐述了其对唐朝和后世的社会影响。     

知情与保密:私权对公权的信息悖反——以美国保密法为例

在民主社会中,知情与保密是公民的一项互为呼应的基本权利,人民享有不受干扰自由取得各种信息并进而请求提供信息的权利。政府的产生是公民权利集合的结果,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有权主动知悉国家运作过程中的管理信息。政府作为最大的信息收集者与拥趸者,有义务提供充足且正确的信息以保障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但当这些信息涉及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时,应当授权政府免于公开秘密信息。公民的知情权与信息保密权的悖反心理及矛盾情状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愈演愈烈。以美国保密法律及制度为范式,系统探究美国知情权与保密权结合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保密制度的借鉴和启示。     

公开代表批评意见宜推广

不久前,北京市就市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法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对代表的批评意见是否要保密发生争论。为避免代表批评意见公开以后代表遭受到打击报复,一直以来对于代表批评意见大多采取保密的形式。在代表提出的批评意见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公开以后有可能对代表和当事人的安全构成威胁时,笔者赞成予以保密。然而,基于公开批评意见的积极意义,笔者建议对代表批评意见适当公开。批评意见公开之后,民众会更加关注“一府两院”的一言一行以及问题整改的进程,使国家机关对批评意见的办理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增强部门的…     

中国近代保密法制与新闻自由

清末以来,列强环伺、内乱绵延。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积极进行保密法制建设,建立电报保密制度、军事秘密保护制度和新闻保密审查制度,颁布刑法典,惩治泄漏国家秘密犯罪。保密法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抗战中的保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但中国近代保密法制未能完全实现其立法目的。袁世凯时期甚至以保密为名迫害新闻媒体,造成新闻业的重大衰退。国民政府保密法制也有过于严厉之处。这给保密法制的发展蒙上阴影。如何妥善处理国家保密权与新闻自由以及公开的关系,是中国近代保密法制未能完全解决的一大难题。     

唐律“一准乎礼”辨正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律特征所做的一个经典性概括,唐律因此也成了中国传统儒家化的典范和象征。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据以为准之“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这种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或称之为“礼教”,或称其为“名教”,构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王朝的官方正统。但这种“礼”与孔子所倡导的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对此命题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之类命题都必须辨正地看待,做具体地分析,以确定何者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化,何者是形式主义的儒家化。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固有法律的残苛而迁怒于儒家,乃至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论行政信息的公开和保密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民族的具体表现。国家为了维持管理秩序,维护特殊法律,对于有的信息又必须进行保密。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突破了传统保密观念,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又带来了泄密隐患,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和保密现状进行分析,查找目前面临的问题,并且结合我国的实情,提出完善我国政务公开和保密的建议和意见。     

浅谈中华法系

资产阶级法学家按照法的内容、形式上的特点和传统上的联系,把世界上的各种法律划分为五大法系,即: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中华法系的形成时期是在我国唐代,纵观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唐律无论从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达到中国封建法律的完备阶段。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唐律的一大特色,同时,唐律的影响超出了国界,相邻的东南亚国家和一些地区如当时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法律,在内容和体系上都受唐律的影响。在世界法制发展史上,中华法系以突出的特色独树一帜。中华法系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现存的《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之新证——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律、律疏残卷为中心

我国著名法史学家杨鸿烈先生曾对中华法系作了如下论述：“中华法系者,盖指数千年来支配全人类最大多数,与道德相混自成一独立系统且其影响于其他东亚诸国者,亦如其在本部之法律制度之谓也。”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它代表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成就。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唐律疏议》这部法典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学者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对现存《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版本流传、立法思想、条文内容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史学界对于现存的元代刊本《唐律疏议》究竟是永徽四年（653年）的《永徽律疏》还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开元律疏》仍存在着重大分歧。值得庆幸的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西北敦煌的藏经洞发现了部分唐律、律疏的残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等地又发现了一些唐律、律疏的残卷。     

工作秘密不予公开的合法性反思——从杨婷婷高考试卷“调包”案切入

杨婷婷高考试卷"掉包"案中,法院的判决思路呈现出豁免公开事由定位模糊、裁判依据合法性审查缺位,以及审查方式纯粹形式化的样态。与国家秘密相比,如高考试卷这类所谓工作秘密信息,在保密时限、范围、事项上表现出更甚前者的保密性。工作秘密在实践中广泛存在于各类国务院工作部门的密级规定中,以"不属于国家秘密,且不宜公开"的表述形式出现;应当将此类信息置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设定的解释框架中,重新考量并实现有选择、有限制的不予公开。由此引申出关注法律概念的无形变迁,是正确适用规范的重要前提。     

罗马法之神圣物与唐律之神御物比较研究

罗马法以完善的私法体系为世人所称道,其私法是建立在对"物"富有思辨的分类之上。唐律虽没有如此明确的对"物"的分类,但律文对物的区分是事实存在的。唐律之神御物与罗马法之神圣物,便是古代中国与罗马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类似的物的分类概念。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唐律和罗马法都存在详细的对圣物崇拜的规定,如破坏圣物,其量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相对于唐律而言,罗马法中有较强的"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唐律神御物与罗马法神圣物中的"神"的内涵的不同,反映出中西方对于神灵崇拜的不同,此点又突出体现在古代中西方对皇帝的崇拜上。     

唐律疏议《名例》篇首浅析

《唐律疏议》是唐朝立法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典型代表,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兴盛时期的产物。《名例》篇作为《唐律疏议》的首篇,相当于近代刑事法典的总则,尤其是开篇的[疏]议曰一段,短短的不过几百字,深刻的阐述了唐律的基本立法精神、意图和原则,表明了当时唐立法者的政治思想。     

古罗马法和唐律有关诚信规定之比较

信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迫切需要重塑社会信用。诚信原则在古罗马法和唐律中都有规定,但规定的形式不尽相同。这种规定的差别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探究和比较古代法中的诚信规定,对完善当今的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财政预算:从国家秘密到依法公开

预算公开走了六十年 财政预算从国家秘密到公之于众,大体上走过了三个历程. 第一阶段:人大代表审预算报告而不知“细帐”.1951年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规定,“国家财政计划,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属于保密内容,是国家机密.1988年通过的保密法定密过宽,也限制了预算公开.1997年,国家保密局和财政部制定的经济工作密级规定指出,财政年度预、决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历年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不得向社会公开.尽管1982年宪法赋予人大有权审查、批准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1994年预算法明确了人大审批预算的职能,但其中并无预算公开的规定.因此,人大代表几乎是就着预算报告来审查预算,对预算“帐目”知之甚少.有人大代表批评道:“这样虚化、不透明的报告给代表,代表怎么去审议?”老百姓更无法知晓政府如何花钱.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的若干影响

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的影响可从义疏体、问答体、法律语言及图表规范等方面来思考。佛教传入中国后,为疏解经义,很早就向中国传统注疏方式学习,在其获得发展后反而以自身的"义疏"语词影响了《唐律疏议》的表达。对比秦汉律、唐律与佛教的问答体结构,可以发现《唐律疏议》的问答体结构与佛教更为相似。此外,相较于前代法律,明律的语言表达方式具有简洁性与通俗性,此固与其传播的内在需求有关,也与佛教因为传播教义的需求而在这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影响有关。     

论德主刑辅在唐律中的体现

唐律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之作、巅峰之作。很有研究意义。唐律中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本文重点研究儒家德主刑辅在唐律中的体现,并浅谈了一些借鉴。     

《唐律》中之贪污贿赂犯罪初探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 ,其内容博大精深 ,值得探索和研究。唐律中反贪立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密而不漏 ,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效。作者在本文中就唐律涉及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述和评释 ,以期对当今的反腐倡廉能有所借鉴。     

论《唐律》中的不作为犯罪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作为犯罪,反映了当时立法水平的高度成熟性.唐律中对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严密法网,整顿吏治还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立法仍有借鉴意义.     

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一个以吏治为结合点的视角

唐律与《贞观政要》中都有吏治的内容。《贞观政要》记载的关于吏治的内容与唐律中吏治的规定关系密切,表现为:《贞观政要》中的吏治思想有唐律的吏治规定作支撑;《贞观政要》中有些诏令的内容演变成唐律吏治的规定;《贞观政要》中关于吏治的要求和规定丰富了唐律吏治规定的内涵;《贞观政要》中对官吏的要求补充了唐律的吏治内容等。还需关注的是: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具有互补性;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理论基础都是民本思想;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唐律的修订和在《贞观政要》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重合等。     

《保密法》草案：透明、公开之路犹远

2月24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下称《保密法》）第二次提交审议。 《保密法》（修订草案）曾于2009年6月首次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由于《保密法》修订的重点在于强化保密管理、严格保密责任，社会各界的期待却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确定保守秘密与信息公开之间的边界、解决《保密法》落后导致妨碍政务透明化问题等。两者方向不一。因此在当时曾引起激烈争议。     

《唐律》惩贪治吏思想浅析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值得探索和研究。唐律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对其作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内容详尽,刑罚严峻,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效。本文从唐律从严治吏的历史原因入手,就唐律涉及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述和评释,以期对当今的反腐倡廉能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