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一律入罪”的四维论证

"醉驾一律入罪"的观点背后蕴藏诸多理论依据:"醉酒+驾驶+在道路上"的类型化行为是具有一般性危险的抽象危险犯;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对机动车驾驶员施以一般预防并确保社会大众出行安全之目的;立法已经考虑了醉驾一律入罪的"但书"问题,只是"但书"的内容表现为"饮酒+驾驶+在道路上";"醉驾一律入罪"不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     

醉驾入罪的犯罪学解读

讨论醉驾入罪这一刑法学的规范设置,必须先从犯罪学的角度讨论酒驾这一社会事实。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为何不能有效制裁醉驾行为,而要讨论醉驾入罪呢？根据已有的说法,主要理由是原罪名的处罚过轻,此罪不设立就难以对泛滥的醉驾行为加以有效惩治。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刑罚理念仅仅关注了＂交通肇事＂这一结果,而没有对“酒后驾车”这一行为作出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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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醉驾入刑期盼执法常态化以危险驾驶罪严惩醉驾行为,表明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而多名醉驾者顶风违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遏制马路杀手顽疾任重道远。唯有让醉驾入刑的警钟长鸣,才能充分彰显法律的威严,确保人们的出行安全。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之问题研究

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在刑法第133条后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次修改是本次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本文在讨论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原因以及本罪构罪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完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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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醉驾入刑期盼执法常态化以"危险驾驶罪"严惩醉驾行为,表明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而多名醉驾者顶风违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遏制"马路杀手"顽疾任重道远。唯有让"醉驾入刑"的警钟长鸣,才能充分彰显法律的威严,确保人们的出行安全。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中“驾驶行为”的理解和认定

在"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客观方面,"驾驶行为"的理解和认定直接影响犯罪的成立。应立足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目的,考察危险驾驶罪的本质,结合我国醉驾的现状,对"驾驶行为"予以合理界定。"驾驶行为"是指行为人基于运行机动车的意图自主发动机动车引擎或实际运行机动车的行为。"驾驶行为"的本质是行为人对机动车的自主控制。驾驶行为的目的在于运行机动车。驾驶行为的常态方式是直接驾驶,间接驾驶、遥控驾驶、部分"受强制"的驾驶也属于危险驾驶罪中的驾驶行为。     

醉驾入刑：北京判例让人松了口气

关于＂醉驾入刑＂,北京判了两个案子。因为这两个判例都是在＂释法＂之后宣判的,所以格外令人瞩目。据媒体报道：2011年5月17日,东城区法院对＂醉驾入刑＂后北京查获的首位醉驾司机李俊杰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俊杰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同日,东城区法院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高晓松醉酒驾驶机动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6个月拘役,罚款4000元。     

醉驾入罪,就能管住醉驾吗？

成都孙伟铭案、杭州胡斌案、南京张明宝案,连续发生的危险驾驶行为将人们的愤怒情绪带至沸点,严惩醉驾的呼声迅速高涨。为顺应民意,2010年8月23日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醉驾入罪。     

刑法不是万能的

看了《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24期有关醉驾入罪的争鸣文章,笔者认为,为了所谓的迎合舆情、顺应民意,而增设危险驾驶罪,把酒驾定性为犯罪的做法是有待考量的。暂不论及新增罪名对刑法体系本身的影响,我们不禁想问:我国现行已有的法律法规都不能规范抑或惩治酒驾行为吗?仅仅把醉驾入刑就能有     

酒后驾驶，全球都喊打

酒后驾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病，这种病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奔向“汽车时代”正在加剧。在美国，平均每40分钟就有一人死于与酒后驾驶有关的交通事故。而中国交通死亡人数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其中酒后驾驶是重要“祸根”。从在车中安装酒精探测器到判处醉驾者无期徒刑，世界各个国家发明了各种招数，日本甚至制定了“酒水提供罪”、     

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基于醉驾电动摩托车问题的反思

醉酒驾驶电动摩托车的行为应当受到危险驾驶罪的规制。电动摩托车可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醉驾电动摩托车的行为人也不缺乏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将其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下的危险驾驶罪在司法与立法两个方面都亟待完善。就前者而言，司法机关应当把本罪的认定重心放在主客观方面的审查上而非车辆属性的判断，同时应摆脱抽象危险犯无需具体判断危险的误区，灵活运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交警部门应破除唯酒精论的执法方式，检察机关应对案件进行综合判断，落实好审查不起诉制度。就后者而言，可以通过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机动车概念，填补制度漏洞，同时可以通过设置行政前置与改造为具体危险犯的方式完善危险驾驶罪，贯彻实现刑法谦抑性，充分发挥刑法社会治理效能。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共同正犯研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共同正犯主要有一般共同正犯、共谋共同正犯和承继的共同正犯。一般共同正犯指两人以上共同实施醉酒驾驶实行行为。共谋共同正犯可分为组织型共谋共同正犯和平等型共谋共同正犯,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共谋者可以从共犯中脱离。在承继的共同正犯中,如果后来参与醉驾行为人在先前醉驾行为人的驾驶行为刚着手实施,或者先前醉驾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已经构成既遂但整个驾驶过程并未实质完结时参与醉驾的,可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     

“醉驾”入罪的附随后果及制度危机化解

"醉驾"入罪是风险刑法范式的一种规定。中国对"醉驾"行为采取刑罚与行政处罚二元模式,其入罪表现为抽象危险犯且使行为人实际承受了有关职业等资格禁止、丧失的一些应属资格刑的附随后果。我国应借鉴德国刑法中有关刑罚以及"酒驾罪"制度设计,拓展资格刑范围以符合"新财产权"的司法最终处置原则,构建已丧失之资格和权利恢复的复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消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为化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需认真对待刑法第13条的"但书"。     

关于刑法修正案(八)中醉驾入刑制度之探讨

近年来,醉酒驾车肇事事件频发并不断升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入罪,意义深远。本文试图从醉驾入刑的必要性、可行性、法律层面的操作性对醉驾入刑制度作进一步探讨,并就完善酒后驾车犯罪立法提一些建议。     

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之定性研究——以孙××醉驾肇事案为例的分析

本文以孙××醉驾肇事案为切入点,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性质作了深入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认为醉酒驾车肇事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通过对孙××醉驾肇事案的分析,主张只有通过完善交通肇事罪的有关规定,才能有效治理醉酒驾车肇事案件。     

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之定性研究——以孙××醉驾肇事案为例的分析

本文以孙××醉驾肇事案为切入点,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性质作了深入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认为醉酒驾车肇事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通过对孙××醉驾肇事案的分析,主张只有通过完善交通肇事罪的有关规定,才能有效治理醉酒驾车肇事案件。     

社会管理创新与醉驾入罪的司法适用

醉驾入罪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从法律层面和社会管理创新两个方面审视醉驾入罪标准,司法机关应该区别对待醉驾。在醉驾入罪的司法适用上,适用客观解释,运用指导性案例制度,确保司法公正,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在社会管理创新上,司法机关应该正确界定自己的职能。     

关于危险驾驶罪之“危险”的认定及其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罪名。如何认识危险驾驶罪＂危险＂的性质,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是正确适用该法律的前提。对抽象危险犯而言,其危险不需要具体判断,只要实施某行为即推定其具有某种危险。以追逐驾驶的形式实施的危险驾驶罪是具体危险犯,以醉酒驾驶的形式实施的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同时,危险驾驶罪罪名的增设改造了交通肇事罪的结构,增加了基本犯是故意而对加重结果是过失的交通肇事罪。而且,并不是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都只成立危险驾驶罪或者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者之间存在竞合的可能,应择一重罪处断。     

论醉酒驾车的罪名

醉酒驾车致人伤亡，不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醉酒驾车定为交通肇事罪处刑过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或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不合理。应在刑法分则中废除交通肇事罪，设立危险驾驶罪。     

民间融资亟需刑法规制

当前,非法融资行为的危害性已经超越了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所能规制的限度,有必要运用刑法进行规制。完善针对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体系,就要完善前置性金融法律规范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完善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以此来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