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经验主义及其在数字时代的走向

行政法经验主义是一种行政法哲学,其不仅凸显行政法的实在性,强调行政法的主体精神,而且是对行政法实效的证成。行政法经验主义在行政法哲学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这是由行政法作为社会现象、面向复杂情势、作为动态化的事物、理念多元构型等本质因素所决定的。历史、政治、文化、法治等诸多因素保证了行政法经验主义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其在大数据时代仍然没有过时。行政法经验主义在大数据时代的走向,既体现为大数据对行政法经验主义在经验模式、经验元素、经验文化、经验方式等方法上的补充和超越,也体现为大数据与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程序、行政守法等重要行政法治领域的融合。     

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

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提出应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系统研究解决诸多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探讨

一、两大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理念及其模式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理念 由于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不同，当今世界上形成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一般说来，前者侧重于国家意志的表现和执行，强调公共利益绝对高于私人利益，注重维护公益。后者在历史上以“司法优先”和“法律支配”为法治主要特征，强调行政法应往重保护私益，即主要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不言而喻，作为行政法律制度中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当然离不开各自国家所确立的法制理念。大陆法系国家（在此不包括法国）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     

论现代服务行政与服务行政法——以我国服务行政法律体系建构为重点

服务行政概念以行政对公民的"生存照顾"为基础,而现代服务行政的内涵已大大扩展,传统行政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受到挑战.树立现代服务行政理念,建构服务行政法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人性尊严理念、人权保障诉求和行政民主化潮流的支撑下,应建立健全以民主价值为核心的服务行政法律体系,包括服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妥善解决我国服务行政的现实课题并辨识其发展趋势.     

一部有创见的行政法学新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观点采撷

<正> 由南京大学出版的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所著的《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一书,是近年行政法学方面一部有创见、有特色的新著。 (一)该书序言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为题,把行政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指出: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国家公共权力受法律的约束。民主和法治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就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就是有一个合法、高效、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府。实现行政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关键。 (二)在世纪交会之际,中国最深刻的变化是自觉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传统行政法主要是适应计划经济模式的需要,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管理的需要,因此要重构行政法。行政法要以市场经济及其辐射下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和归     

福利行政法观的经济学基础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决定了警察行政法观的产生。到了二十世纪，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行政权的扩大和“公务说”的产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又导致了“控权论”的延续。而“凯恩斯革命”及政府干预主义带给人们的“公共福利”、“公共利益”等观念又使得两大法系的行政法治理论在逻辑基础、人文精神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取得了一致。这一时期行政法治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而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行政法的治理逻辑

与国家管理模式相契合的行政法．因过分夸大公私利益紧张关系,过分强调行政优益性,过分聚焦行政行为,过分重视命令——服从,导致行政法逻辑的扭曲和行政法制化正当性的削弱。正在崛起的公共治理模式要求确立一种因认同而遵从的行政法治理逻辑。为此,第一,要反思行政法的治理机理．通过维护公共理性来助成解决私人选择失灵问题,     

行政优先权与法律优先之鉴别

行政优先权在我国行政法治层面上包括了行政法关系的单方面性、行政职权的推定正确性和行政主体行政权威等内容;理论层面上则决定了我国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并成为与西方控权性行政法的分水岭;方法论层面上则使平衡论、管理论、服务论有了似乎合理的解释进路.然而,加入WTO以后,行政法的国际化倾向则不能容忍行政权优先于法律.为了理清法律优先的经纬,本文以对比的方式从宪政思想、法治理念、调控方式等方面对行政优先权与法律优先予以分析,并使我们必然对法律优先作出选择.     

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面临着财政支持有限、市场与政府边界不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供给不均衡等问题。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包括行政模式、半行政模式、特许经营模式、志愿者模式等多元供给模式。根据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理念和公共性、法律性、外部性等特征,确定公共法律服务的基本范围。针对不同的公共法律服务项目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以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在“治未病”、体系化理念指导下,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的资源配置。     

日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法治主义论

法治主义亦称“行政合法性原理”或“法治行政原理”,一般而言,法治主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的规范原理或制度,它意味着行政权的活动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担当者）的恣意”,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与自由。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法治主义是行政法得以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从日本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法的法治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涉及行政与法的关系、法治主义的模式、法治主义的实证发展以及法治主义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一、行政与法的关系日本行政法…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变迁

行政法是关于行政的法,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必然对行政法产生影响,为行政法学提供新的研究课题。20世纪下半叶,治理理论的兴起,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行政行为的非强制性被认为是治理理论两个明显的特征。以传统统治理论为基础形成的行政法不能解释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行政行为的非强制性现象,在治理理论的背景下,行政法面临着发展变迁的挑战。     

关于我国公安依法行政理念的构建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目标也正在从传统的人治向现代的法治变迁。而法治的核心是如何制约公权力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使公职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公安系统作为我国特殊的行政机关,其能否积极的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社会形象和威信,所以我们在此探寻其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并积极寻找具有实践意义的路径。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

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倍受学者关注,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的理论前提是公共行政,而现实中公立高等学校所具有的广泛的管理职能是其成为行政主体的现实依据。公立高等学校除作为行政主体之外,其还具有自治主体的法律地位。行政主体与自治主体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主体资格常常交错存在。     

论行政法的公共利益目的原则

行政的立脚点是公共利益,这是国家正义和法治的要求。公共利益目的原则应当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的内容是要求行政活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来维护、创造和实现公共利益。将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不仅符合我国的行政实践,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     

依法行政与公民权利

依法行政应该是行政权力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而非单纯行政机关的问题。公民权利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天然地具有推动依法行政的内在动力。但是由于当前公民权利缺乏具体制度的保障,也就很难形成对于行政权力的外部制约力量,进而使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缺乏宪政的基础。因此,推动依法行政的一个基础工作就是必须强化公民权利。     

通过参与的纠纷消解——作为行政纠纷消解创新机制的公众参与

为回应转型时期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情势,现代社会必然由法治国家向行政国家迈进,而在此过程中积极行政的拓展与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必然导致行政纠纷的剧增。为有效缓解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预防和消解与日俱增的行政纠纷,必须转变传统形式法治下的治理模式,充分引入公众参与,在行政过程和司法解决过程中分别注入民主酵素。由于公众参与既具有功效价值更具有本体价值,因而其对于行政合法性的补强以及行政纠纷的防范与消解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欲使公众参与发挥积极功能,必须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机制和制度要素。     

靠什么制约公权力的滥用?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单纯依靠行政法制的完善 ,依靠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行政程序 ,是不能真正达到目的的。需要制定一部完善的、进步的、科学的民法典向整个社会 ,特别是向我们的政府、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灌输私法观念、私权观念 ,约束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限制公权力的滥用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依法行政。     

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