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政权观及其借鉴意义

梁漱溟先生关于政权的观点,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亮点。他对于国家政权的基础、职能、组织机关以及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均有阐述,并且躬身实践,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实验区建立了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政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减免农业税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对湖北省荆门市的调查与思考

减免农业税对工商业不发达地区的乡村两级组织影响最大,有利有弊。主要表现在:堵死了乡村组织向农民收费的口子,有助于乡村干部从繁重的税收任务中解放出来,提高了乡村改革的紧迫性,但也给安置分流人员带来了问题,削弱了乡村组织提供农民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的能力。要消除不利影响可变乡级政权为县的派出机构、提高村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控制乡村组的规模、改革乡村干部的评价任用制度。     

乡村社会组织形式的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

农村改革以来,在乡村社会组织形式上,人民公社逐渐为乡政府所代替,成为我国最低一级的政权组织,行政性很强的生产大队也逐浙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代替。改革的实践给农村社会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村委会为主线,考察乡村社会组织形式现状,并试图探寻适合我国现阶段情况的乡村组织形式。1 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乡村生活表面来看,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很容易概括出来的,如图1所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乡村治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乡村群众的利益,出台一系列政策与法令,成立相关机构,加强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并把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与群众工作融合在一起,化解了诸多矛盾,不仅走出了经济困境,而且以丰富的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理论的发展。革命乡村治理工作是一种凝聚革命传统和传播革命文化的有效途径,实现了乡规民约的革命化,促成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的良性互动,建立起一种新的乡村秩序,规范着乡村社会的行为,为赢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乡村治理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启示。     

民国乡村治理的警察建制与警保关系（1934—193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以压制地方势力、强化国家控制为目的,着力推进警务相关的立法、教育和规范工作。在制度实践层面,民国政府的乡村治理实际上仍然高度依赖于旧有保甲的组织资源,使得乡村治安领域呈现出自治为主、警保混合的形态。本文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政类报刊发现：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和警管区模式的引入,只是在有限范围内扩大了国家政权在乡村的覆盖面,而维持乡村治安秩序的关键力量仍然是旧有的保甲组织和地方自治。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警察建制控制乡村社会的尝试基本失败,乡村地区的安全治理仍然保持着简约主义的治理特征。     

乡镇改革:乡镇制度的重建——基于基层政权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视角

政权建设逻辑和乡镇所处的独特场域决定了乡镇改革是以县、乡、村治理体制衔接为出发点,围绕增强乡镇政权的合法性与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重建。提高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需要扩展乡镇政权的民意基础,改变乡镇政权的单一行政授权来源,建立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于一体的利益格局,从体制上确保乡镇政权既能维护乡村社会利益又能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建立为农服务的服务型政权,最根本的是在对政府、社会与市场进行合理的职能分工和权力重组的基础上提高乡镇政权的行政调控能力。     

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

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汲取/控制型向反哺/服务型转变,乡镇政权也开始迈向"服务型政府","脱嵌化治理"的逻辑开始显现:乡镇干部的"去乡土化"进程加快;村级组织呈现维持型、富人治村型等不同的表现类型;以乡镇政权为主体的基层治理实践出现了"有(形式)治理,无(农民)参与"的局面。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普通农民脱离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轨道,失去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客观上加重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困境。为此,乡镇政权的体制变革,应该重塑日常行政的政治性,强化服务能力,重构与农民的连接机制,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基础性条件。     

乡村组织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乡村组织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叶长卫·叶剑锋乡级机构是我国政权系统中最基层组织，村级组织是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践中，乡级组织往往把村级组织视为自己的下属机构，二者存在相当程度的行政联系，许多任务需要村级...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乡村关系与乡村民主--"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国农村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及实行村民自治以来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乡镇作为基层政权组织 ,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输出终端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机构 ,是乡村社会利益表达与维护的基本组织 ,乡村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影响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村民自治的建设与完善也关系到乡村民主的发展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前景。自“乡村分治”以来 ,人们关于乡 (镇 )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究竟是“指导关系”还是“领导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乡村关系的调处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困难。如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