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倾销法中同类产品的认定

国内外反倾销中,界定同类产品是确定倾销和损害的必要前提。对同类产品的认定应在理解其概念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程序确定其认定的标准。对同类产品的认定,我国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意义不可估量。     

欧盟反倾销调查不同阶段关于产业损害认定的法律标准及证据规则

根据欧盟现有的反倾销立法及其实践,欧盟反倾销产业损害认定能否成立大致可以分成立案审查阶段、初裁前调查阶段、终裁前后续调查阶段和复审阶段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中,欧盟反倾销调查机构关于损害认定的法律标准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而且在利害关系方证据材料的要求方面各具不同特点.欧盟产业损害调查各阶段法律标准和证据规则侧重点不同的做法并没有违反WTO《反倾销协定》之原则和精神,欧盟反倾销调查各阶段产业损害认定采用不同标准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反倾销案因果关系的立法分析及我国的对策

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反倾销案的核心要素之一 ,其认定标准有“一般原因的因果关系”和“主要原因的因果关系”两种类型。GATT/WTO和美国在反倾销案因果关系问题上的立法及实践实际上是国际贸易政策冲突和协调的结果。笔者认为 ,我国反倾销立法中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应基于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确立“一般原因的因果关系”标准     

完善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立法层面的完善(一)提高立法的效力层次目前我国主要是以行政条例的形式进行反倾销调查及实施反倾销措施,其立法档次较低。WTO的《反倾销协议》是约束成员国在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时所必     

中美反倾销立法之比较

美国的反倾销法制比较完善,而我国反倾销立法刚刚起步,通过对中美两国反倾销立法中政府机构职能、反倾销调查的发起主体、国内产业和损害之界定以及反倾销裁决中的中止程序等几个方面的比较,找出我国相关立法中的缺陷与不足,无疑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反倾销调查中的BIA规则探析——从美国、欧盟的BIA规则看我国BIA规则的立法与实践

反倾销法中的最佳可获信息规则（BIA）既是反倾销国家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工具，也成为其打击出口方的武器。因此，WTO立法对BIA做出了指导性和原则性规定，欧美的BIA规则也十分详细。中国的BIA规则已有相关立法和实践基础，但仍面临被欧美等国利用BIA规则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局面，中国企业往往不战而败，其应时策略需进一步完善。     

反倾销立法中的实质性阻碍损害标准研究

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阻碍损害是反倾销法中损害认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终确定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无论WTO《反倾销协议》还是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反倾销立法及实践中对此都没有明确的标准。本文在分析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后认为,我国反倾销法中的实质性阻碍标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尽可能早的损害发生阶段、做广义解释的“新建”产业、倾销对国内产业影响的宽泛解释。     

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几个问题

在国外,反倾销被视为富国的手段.改革开放后我国又是国外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之一.1997年我国颁布了<反倾销条例>.该条例与国外较为成熟的立法相比,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提出应当在现行<反倾销条例>的基础上,对倾销的认定标准、反倾销机构的设置以及反规避制度等,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浅议我国应对反倾销地方立法中的问题

我国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应对出口反倾销的法律机制还不完善,尤其是应对出口反倾销的地方法规还有不足和亟待改进之处。地方立法应对出口反倾销已经具备了相关的法律依据,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外贸的发展。地方应对出口反倾销在立法中要重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出口企业的各自作用以及规范它们之间的联动应对行为。     

浅析驰名商标的认定

驰名商标的正确认定是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的前提和基础。鉴于其重要性,本文主要从国际条约对驰名商标保护的规定入手,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认定机关和方式进行了探讨,并针对现行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完善建议。     

“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

"扒窃"入刑的法理构建,是被害人教义学与行为人刑法分工合作的结果。一方面,应从被害人视角出发,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进行扒窃概念的建构;"公共场所"与"随身携带"并非界定扒窃构成要件的核心要素;应以"贴身禁忌"作为扒窃概念的思想基础。扒窃是指侵入他人贴身范围、盗窃他人贴身携带的财物。随身携带的财物,如果不在贴身范围内,不能成为扒窃的对象;得到允许进入他人贴身范围后实施盗窃的,不构成扒窃。另一方面,应当发掘立法原意中的行为人刑法思想,在责任阶段限缩扒窃犯罪的打击范围;利用功能性的责任概念,在责任层面视情形给予扒窃的偶犯予以责任的减免。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公开立法

公众对信息自由和知情的诉求，行政机关的职能保密和习惯保密，这二者构成了我国现阶段失序性社会纠纷中舆论冲突的主要矛盾。这类舆论矛盾的解决溢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程序性和技术化范畴。信息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作为一种国际趋势，最大限度公开是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由于公开与保密界限确定的复杂性，立法者应当尽可能将公开的范围明确化，避免严肃的法律变成可以让政府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并选择“重点公开”内容的指导性意见。我国应当从信息公开的原则、信息主体范围、信息公开手段、知情权救济机制等方面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     

从纸上谈兵到水滴石穿——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构造反思

高举人权保障大旗的刑事诉讼立法淡化了刑事诉讼构造的路径选择,但是,基于一种结构缺陷,我国新近立法所确立和完善的审判前供述排除规则很容易沦为"纸面上的法"而难以转化为"行动中的法"。一方面,因为没有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的分离与法官和陪审团的分权,一元化的法庭可能会造成非法获取的口供从大门排除又从窗户跳进,而"口供排除"和"宣读口供"的两阶段在质证上存在着叠床架屋,更有为普遍地采纳审判前供述这一传闻证据"背书"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趋势。另一方面,控辩不平等导致庭审最终落入长于法律辩论而轻视事实调查的旧习,而法官也陷入到底是积极调查还是消极听审的内在职责冲突之中。因此,本文设想以案例指导跳脱立法中心主义的虚无缥缈,以配套程序摆脱实质判断标准的人言人殊。     

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评析——基于证据裁判原则的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证据应具有证据能力且需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依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进行审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的规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缺憾,主要表现为立法条文过于粗疏、操作难问题依旧突出、诸多内容遗漏等,这些有待进一步充实入法。     

网络经济中相关市场的界定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相关市场的界定要全面考虑产品、地域和时间三个维度。网络效应使得市场对价格的敏感度降低,导致传统SSNIP测试法失效,而应用产品性能测试法和盈利模式测试法能更有效地界定相关产品市场。双边市场特征要求把网络平台两端的市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相关市场的测度。网络的普遍存在和全球可达性使得相关地域市场极为广阔,但也因网络接入和网络内容服务的不同性质使其呈现出相异的边界。时间成为网络经济中需要普遍考虑的维度,坚持长远发展原则和可预期范围内原则,结合网络产品的生命周期和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最终对相关时间市场的范围作出合理的界定。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人格立法之时代性与人格权的权利内质

法律人格是时代背景的产物,时代背景的变化必然要求变革人格立法以满足权利主体的正当性需求。以罗马法为代表的人格立法向以《法国民法典》等为代表的人格立法的发展,确立了以人之生命的保全和促进为目的的伦理性法律人格制度。这种法律上对人的伦理关怀,在遭遇现代科技特别是生命科技等因素的时候,使得单纯以生命的保全和促进为目的的人格立法不再与人的实现这一法律命令相一致。于此,个体主张其享有的人格权不应仅限于防御性的权利而应内涵积极请求权的特质。一方面,德国等国的法律实践对此态度犹豫不决,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因为其正当性权利要求得不到法律上的支持而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必须适时承认个体的这种权利主张以满足人之实现的法律命令。     

关于完善中国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立法的几点思考

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着许多空白或重大不足.一方面,中国立法的某些缺失无法对双方的刑事司法协助给予强有力的国内法律支持,以致于双方在协助中产生矛盾与不协调;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已有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其协助形式大多比较单一,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增加一些新型的协助形式应为当务之急.同时,中国应加快与东盟各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与完善工作.     

论地方专属立法权

确定地方的专属立法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能够发挥保护或限制地方立法权、发扬地方立法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具体确立上,应采取事务"影响范围"和"重要程度"相结合的标准,并以"地方性事务"为起点,界定"地方性事务"的可能范围。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属于性质迥异而又密切相关的两种法律制裁措施。为了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规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可以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入手加以完善。一方面,统一立法的内容,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转化程序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细化和调整两类法律的衔接工作,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工作机制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