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政党权威:分析与建构

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政党权威是转型时期有效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使得政党权威遭遇严峻挑战,长期稳定的权威模式不断受到合法性危机的挑战。执政党必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从意识形态、政府绩效、政治参与和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不断巩固、培植、更新和拓展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与时俱进地创新自己的政党权威。     

论民族冲突与多民族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博弈——兼论国家治理转型时期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治和谐问题

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如果能够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利益纷争与冲突,化解利益纠纷,制定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就有利于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反之,若国内民族冲突频发,就会阻碍民族社会政治稳定,破坏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文章从民族利益纠纷、民族政治冲突、民族文化冲突以及其它民族社会矛盾等方面对民族冲突与民族社会政治稳定的互动关系等相关因素进行深刻的、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以期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民族关系和谐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构建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和保障。     

"无直接利益冲突"对政治稳定的挑战及应对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以偶然事件为冲突起因,以与事件无关的弱势群体为冲突主体,以政府权力部门为冲突焦点,以借机发泄为冲突心理,以狂热与反常规为进程特点的群体事件.其最大危险是动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直接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加剧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极大削弱了政治认同感这一维护政治稳定最有力的因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政治稳定,需要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消除政治不稳定的经济根源;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消除政治不稳定的政治根源;强化社会价值认同感的培养,消除政治不稳定的文化根源;切实加快民生政府建设步伐,消除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根源.     

政治稳定视阈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流程、挑战与应对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以偶然事件为冲突起因,以与事件无关的弱势群体为冲突主体,以政府权力部门为冲突焦点,以借机发泄为冲突心理,以狂热与反常规为进程特点的群体泄愤事件。其最大危险是动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加剧了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极大削弱了政治认同感这一维护政治稳定最有利的力量。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政治稳定,必须通过推进科学发展、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社会价值认同感培养和切实加快民生建设步伐,以消除政治不稳定经济根源、政治根源、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     

试析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发展

权威主义政治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强调权力的集中是权威主义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差异,强调在法制条件下运行是其与集权统治的最大区别。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是一个典型形式,经过普京时代的发展,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向民主政治迈进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向。     

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行动逻辑研究

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群体性事件进行处置的传统逻辑是对信息进行严格控制、占领道德高地而忽视决策的形成,在规避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一味追求政治稳定。这是基于一定的理论预设:民族摩擦、矛盾等同于民族冲突;事件发生影响政治稳定;政府权威不容质疑;处置行动需要集中统一领导。为恰当处置此类事件,处置部门必须正确区分矛盾性质,认识到民族矛盾与摩擦是最终实现和谐民族关系的过渡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多元治理,并建立分权式的扁平化应急处置模式。     

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转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化、多元和冲突,主流意识形态遭受淡化弱化。如何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效发挥其思想引导与整合功能,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持续的合法性源泉,是党和国家当前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任务。     

权威主义及其转型的理论分析

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作为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一种政治形态，权威主义实际上是指介乎极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它既有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权威主义一般产生于集权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表现出过渡性、合法性、现代性、实用性等特征，它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局面，为向民主政治迈进打下了一定基础。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现实决定着权威政治不会作为常态存续下去，应向民主政治转型。     

论全面小康社会政治建设的基本内涵

全面小康社会的政治建设应包括以下四个基本内涵：一是努力构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二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实现国家政治职能的稳定发挥，以保证社会生活健康、平稳和有序的发展；三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建立起与过去相比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机制，以保证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四是不断加强执政者执政能力建设以维护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及其合理运用。     

论警察执法权威与社会平安治理

警察执法权威先于警察执法，警察执法权威的获得既需要法律上的合法性也需要政治上的正当性。警察执法权威在社会平安治理过程中得以实现，更是在公共平安治理中公民和社会资源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专业化建警是警察执法权威和社会平安治理实现的基本前提，法治化建警是警察执法权威和社会平安治理实现的必然路径．开放性建警是警察执法权威和社会平安治理实现的重要保证。     

当前“四个深刻变化”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增多: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将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社会阶层分化将加大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的难度;社会利益分化将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将引发社会成员的认同危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     

苏共政党权威崩溃的警示

苏共的垮台原因很多,其中苏共权威崩溃的历史悲剧发人深省。苏共权威的崩溃实际上也是苏共面对政治合法性渐失,却无力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来巩固执政之基的必然结果。一合法性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体系行使政治权力或者实施政治治理时获取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它表现为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力主体为强化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而采用合法化的手段;二是社会民众对政治权力主体及其行为持有的一种认可和忠诚的态度。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权威或政党权威的基本来源。在近代政治发展的…     

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探讨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呈现出一种高发态势，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维稳的形势相当严峻，维稳的任务相当艰巨。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对警察执法主体合法性的分析

警官作为执法主体是政治权力主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执法效能直接取决于其基本属性 ,这就必然要求他们具备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这三者有利于建构警察的合法性 ,并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产生积极影响。     

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效能冲突的内在根源

在广大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效能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实行民主,就有可能损害政府的效能;提高政府的效能,又可能需要压制民主。这种冲突根源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过程所不可避免的三大矛盾: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及政治与经济的失衡。     

合法性视角下的转型中国

对合法性内涵的界定是将其用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提。合法性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公众、政治权威以及政治系统三个维度来把握。经济绩效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作为维系中国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挑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经济绩效的困局和意识形态的弱化对中国社会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制度构建已经成为走出合法性双重困境的现实选择。而民主和法治应当成为这种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     

共产党的执政权威在农村基层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威是在长期斗争中考验出来的,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权威受宪法保护。但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共产党的执政权威在农村基层受到了来自包括治理资源缺失、农村家族势力复兴、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等方面的挑战。权威在基层的弱化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冲突,进而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我们重视转型过程中的权威弱化现象,积极应对挑战。     

论西方的“绿色社会政治思想”

论西方的“绿色社会政治思想”刘然本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大规模失业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发，加剧了劳资冲突和社会的动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能力急剧下降，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与...     

非公企业党建合法性探究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非公企业进行党的建设。为此,非公企业党建面对来自利益矛盾给党的政策合法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合法性、党自身执政中存在问题给党组织合法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法律条文等制度规定性及人民幸福安康能从理论和事实中给予非公企业党建合法性有力解答。解决非公企业党建合法性之策在于: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拓宽和规范企业主政治参与渠道、抓住劳资双方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