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云南的改土归流

明代,朝廷针对云南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特点,在云南有目的地进行了改土归流,当时的改土归流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对于不服从朝廷进行反叛的土司坚决进行改土归流,这是一种制度变革;在已经进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仍然保留部分级别较低的土官土目,这是不完全的改土归流,也属于制度变革;对于那些还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少数民族土司和不具备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不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就不勉强推行改土归流;对于那些服从朝廷的调遣,并且与朝廷紧密合作的土司,朝廷则给予保留,暂时不进行改土归流。     

明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

本文认为,明王朝在元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基础上,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适应该地区具体情况的措施,包括设置布政、都指挥、按察三司;建立和健全土司制度;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垦殖以及改土归流。文章对这些措施实行的地区和情况,作了较全面的概述。作者指出,虽然这些措施具有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一面,但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各少数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西南地区更加稳固地统一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游耕制度: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

搜集文献资料并结合相关田野调查,证明: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是游耕制度。它是游耕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游耕社会,包括山林土地社会共有、血缘性社会组织、游动性生活习俗和相应的文化伦理制度。进一步清理游耕制度与土司政治间的关系,并试图分析改土归流的利弊。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其中尤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涉及范围最广,特点最为突出,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一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早在明代即已见诸史籍,如成化十七年(1481年)和弘治六年(1493年)先后将广西府及其下辖维摩州的土司废除,成化十二年(1476年)又改阿迷土州设置流官。但是,因改土归流条件尚不成熟,阿迷州于天启四年(1624年)复置土     

从血的改革到绿的发展——高其倬与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但这个高潮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高其倬东山复出，再任云贵总督，在残破的昭通地区进行移民屯垦，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从昭通屯垦入手，初步对滇东北改土归流成果的巩固问题进行探讨。     

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作者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三是开辟“苗 疆”，设官建制。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与云南地区改土归流

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为今日中国疆域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云南地区围绕疆土认同而展开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清代王朝国家观念发挥出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清王朝通过权威重构,将土司地方性权威转化为国家性权威,在国家一统观念下熔铸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共同体耦合.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下的云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不仅有效防止了边疆土司地区割据的可能性,而且推动了王朝国家观念的整体性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促成历史认同的作用.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从明清时期土官与流官的权力变替过程看蒙化地区的改土归流

蒙化彝族左氏土官是明清时期云南"三大土知府"之一,历经明清两朝长达五百余年。由于蒙化地区一直实施"土流合治"模式,即兼有流官和土官的模式,蒙化的改土归流问题目前并未定论。本文以土官与流官在治理蒙化过程中的权力更替为线索,将改土归流置于土官与流官的治理权力转换这一情景下去分析。在左氏土官权力转移向流官的过程中,从左氏土官行为和朝廷举措两方面入手,厘清蒙化地区改土归流的基本过程。并剖析了这个过程中左氏土官的角色变换,明确蒙化地区完成改土归流的事实。     

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

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沈海梅一明承元制，在平定云南后，分封了一些土官、土司。同时，明王朝对土司的承袭、衔品、考覆、贡赋、征调作了规定，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土司制度。据《土官底簿》所载及一些学者的统计，〔１〕明初在云南任用了一大批土官，共１５０家之多...     

略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文化的变迁

清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在今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土家族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它对于土家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文化状况的考察,探讨土家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希骥引起学术界同仁对这一薄弱环节的重视。     

清初吴三桂西南改土归流原因新探

学术界对吴三桂在西南改土归流一直持否定态度,本文试图把这一事件置于当时特殊的背景之下,对吴三桂在西南改土归流的原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新思考. 首先,肃清明季遗留的两大土司势力.明季爆发于西南的"奢安之乱"和"沙普之乱".不但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还直接影响了西南历史发展的进程."奢安之乱"爆发后,明政府四处筹集兵饷,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基本平定叛乱.此次叛乱不仅给黔、川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对云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滇与蜀、黔壤地相错,故三省之贼纠结披猖……不讨蜀、黔之贼,则滇不得安".[1]因此,云南积极出兵增援黔、蜀.     

土司制度在云南的最后消亡

一、明清之际“改土归流”的基本原则 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权形式,自元代正式确立以来,“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方国瑜:《云南地方史导论》)。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和消极作用日趋突出,加之周邻发达地区的影响,“改土设流”也就必然成     

清代雍正时期对贵州苗疆的开辟

清雍正时期对贵州改土归流，主要是武力开辟“苗疆”，重点在今黔东南地区。经过数年征战，达到了改土归流目的。奠定今贵州省境版图的基础；大量土地、人口被纳入封建王朝版籍，受流官的直接统治剥削。改变和影响了当地民族内部的社会传统生活和封建化进程。但苗疆地区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矛盾，导致反清起义斗争一直绵延不绝。     

冲突和调适的界碑--湘西南长城之历史文化定位

湘西南长城是改主归流后民族矛盾再次加剧后,在平息民族冲突中,重新调适地区社会秩序的产物.明清政府修建南长城是为了从军事上长期有效地控制湘西地区的社会秩序.南长城保障了民族的有序交往,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在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汉民族对开发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林区的影响与作用(下)

五、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汉文化对清水江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明代以前,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关系松弛,经济关系闭塞,汉文化的影响浅微;明王朝在贵州建省之后,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特别是施行屯田,相当多的汉族军民相继迁入,使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有了明显的增进;明末至清前期,封建王朝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次第推行“改土归流”之后,清水江下游的地主经济和以木材为主产品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大量汉族商人远涉千里涌入屏锦地区,使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呈现突进态势。     

王朝政治:论清朝在乌蒙山地区改土归流及三省分置北大核心CSSCI

为能加强对乌蒙山地区的控制与开发,清王朝力求破除这一区域割据状态,武力消灭彝族土司土官势力,强化王朝政治已属必然。云贵总督鄂尔泰力推改土归流,其要旨在三省分治态势为稳前提下,对乌蒙山区彝族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结果,牢固王朝政治,武力割除这一区域割据势力、行政区域归属流官治理,从而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长远的基础。     

论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原则和策略——兼对“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说质疑

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原则和策略是其施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鄂尔泰能审时度势 ,有切合当地实际的原则指导 ,加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从而使其在云南、贵州、广西的改土归流得以顺利进行 ,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于“江外宜土不宜流 ,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提法 ,鄂尔泰在其改土归流中并未实践过     

明清时期瘴疾对广西的影响

明清时期,广西成为瘴疾的高发区.瘴疾的流行使得明清时期中央对广西的政治统治制度与许多边疆地区有很大的区别.如改土归流在广西不断地反复.瘴疾还对广西的文化、民族医药、民俗等发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