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论刑事诉讼中的诱惑侦查——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参考

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并没有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定位,尽管其在实践中已被侦查机关所运用,但出现的问题颇多.为减少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此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然而新法中规定的诱惑侦查颇为原则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原则及合法性应明确予以规定.     

也论诱惑侦查的规制--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视角

“诱惑”这一刑事法律并未规定的侦查手段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被广泛应用 ,其对刑事诉讼最终价值目标的实现 ,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面临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 ,如果不从立法上对诱惑的条件、范围、对象等予以明确规定、对诱惑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规制 ,侦查机关的这一侦查行为 ,必将演变为“引诱者”与“被引诱者”的共同犯罪行为。本文从诱惑的表现形式入手 ,结合司法实践及国外有关情况 ,对诱惑侦查的有效规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诱惑侦查的理性运用

诱惑侦查是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侦查方式,由于诱惑侦查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以及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导致诱惑侦查的争议不断。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出现,在诱惑侦查的使用过程中如何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大难题。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研究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从而使诱惑侦查能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又不至于侵犯人权。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它可以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本文通过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从法律制度上对其加以规制的建议     

诱惑侦查之法律分析

诱惑侦查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所以是非法的。对诱惑侦查应规定其适用条件。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诱惑侦查之法律分析

诱惑侦查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所以是非法的。对诱惑侦查应规定其适用条件。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犯意诱发型”毒品犯罪案件的司法应对——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

侦查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不仅对行为人进行机会(数量)诱惑,而且还对没有犯罪前科和毒品犯罪意图的人进行犯意诱惑。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不仅侵犯人权,直接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而且其所制造的"犯罪"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不得诱人犯罪的规定,也不符合犯罪构成,该行为不构成犯罪。无罪化应是司法的应然之选,但是当下妥协性地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可能是法官的实然选择。     

浅议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在许多国家已被广泛使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使用率也呈上升趋势,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在使用中易引发一些法律问题。要使诱惑侦查最大限度地发挥打击犯罪的效能,就应当通过立法对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对象、主体、行为方式、审批制度等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法治视阈下的诱惑侦查及适用限制——基于毒品犯罪诱惑侦查的分析

诱惑侦查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司法实务中却早已广泛适用,这难免有合理不合法之嫌。对于诱惑侦查应限于特殊类型的重大犯罪行为,并首先要界定其是“犯意诱发型”还是“机会提供型”。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应当排除该案的全部证据,以证据不足做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应规定基本原则和操作流程,并根据具体案情,对被告人做出合理的定罪量刑处罚。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诱惑侦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入了第151条的新规定,该条所述及的侦查行为就是"诱惑侦查"范畴下的"机会提供型"侦查行为。因为"诱惑侦查"自身的特点,需要合法规范地行使"诱惑侦查",并且着重保护公民权利。应当首先对"诱惑侦查"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且对《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制定和修改过程做简单的梳理,进一步明确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目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诱惑侦查"的合理、合法实施以及规制提出构想。     

对诱惑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被害人之犯罪 ,侦查以及协助侦查的有关人员 ,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 ,暗示或诱使他人进行犯罪 ,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结果发生后 ,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要借鉴日、美等国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规定 ,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使诱惑侦查这种有效的侦查措施在法律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     

浅论诱惑侦查制度的原则缺陷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诱惑侦查被应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上 ,若不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 ,极易导致警察权力的失控与“掉入陷阱的不幸者”权利的被侵犯。诱惑侦查如何不与人权潮流相违背 ,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中找到平衡点 ,亟需在立法上加以理性的规定。     

浅论诱惑侦查制度的原则缺陷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被应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上,若不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极易导致警察权力的失控与“掉入陷阱的不幸者”权利的被侵犯。诱惑侦查如何不与人权潮流相违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中找到平衡点,亟需在立法上加以理性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与侦查、鉴定相关规定的理解与实施探讨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鉴定制度作出了许多新规定,正确理解和实施这些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法律增加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侦查技术手段并不等同,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并不是降低科技证据的地位和鉴定要求;规定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并不意味着此种情况下鉴定意见一定有错误,使用有专门知识的人同时代表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两个不同主体,值得进一步研究。     

论诱惑侦查的行为特征及其法律定位

诱惑侦查行为与传统侦查行为在行为的指向性、行为的目的性、行为的动作性及行为实施的形态方面存在着不同。不能简单地因为诱惑侦查具有这些独特的行为特征就否定其作为合法侦查行为的法律地位。相反，应通过弹性的法律规定对其作出更符合侦查实际的调控。     

评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以秘密侦查理论为基础的反思

新增的“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亮点之一,很多方面的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新增的本节当中,几个值得进一步明确或完善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秘密侦查是技术侦查、卧底侦查、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的上位概念,本节以“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标题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秘密侦查行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轨道之上具有必要性,这也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的重大进步意义之一。但本节内容较为粗糙,特别是在具体侦查行为的种类、适用条件、批准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欠佳,本节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诱惑侦查规则之构想

诱惑侦查在实践中是一种极有成效的犯罪侦查手段,我们应通过法律规制赋予其一定的合法性。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确适用诱惑侦查的前提条件、案件范围;确定采用诱惑侦查手段的主体;建立诱惑侦查的审批程序;对诱惑侦查主体的行为予以法律限制;赋予被诱惑者“陷阱抗辨”权力;明确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     

刍议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相关问题———从棱镜项目看我国侦查措施

“棱镜门”事件,让“技术侦查”跃然纸上,新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将“技术侦查”措施单列一节,明确了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但由于其规定抽象,没有具体程序方面规定,以及监督方面的空缺,造成了可操作性的欠缺.因此,通过对技术侦查新问题的探究,以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有着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