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应当以组织淫秽演出罪强迫交易罪进行侦查和处罚

游客姜某某、杨某忠三人由出租车司机带去某星级酒店歌舞厅看“艳”舞表演，从舞厅员工冯德伟问得价格是每人50元，而在结算时，各种消费总额达5400元，姜某某三人提出异议之后，遭到朱稻、刘涛、卫志亮、何友成、“小李”的恐吓，被迫交出5400元才得以离开。当晚，游客王某某和郑某某被领去看“艳”舞，被迫交出1800元才离开。案发后，朱稻、刘涛、“小李”潜逃，公安机关将卫     

“辠”与“罪”及其所见之刑法观的变迁

出土文献中的“辠”字从西周中期的金文开始出现，西周晚期与战国大量出现，且其字 形变化不大，基本是上自下辛的结构。秦始皇以罪易辠，秦统一之后，“罪”字一统天下。从构字法来看， 辠字反映了早期以刑识罪的认识方式，而罪字则倾向于从犯法的角度予以理解。在刑法的发展早期， 罪刑不分。但西周以德配天的出现意味着制度正当性的诉求提高，这需要有更符合正当性要求的刑法 出现，由此产生刑法的稳定性要求。罪的出现能够将具有相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予以同质化处理，与 之相对的刑罚也就更容易具有稳定性。而随着罪名体系的逐渐发展完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法典编纂 模式从以刑统罪到以罪统刑的转变。     

一个市委书记的“故事秀”

有这样一位市委书记，为了掩盖自己逾千万元的不法收入，竟然在一夜间变成了“功底深厚”的“小说家”。除了谎称自己多次在外地买彩票中大奖外，还将原本是普通工人的父亲“描写”成“超级富翁”，将身为普通农民的贫寒母亲“打造”成“百万富婆”……贪官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编造谎言，掩盖真相，并不出人意料，但像这位书记这样把“故事”编得如此离奇、离谱，在中国的众多腐败官员中，堪称第一人！     

“猥亵儿童罪”有短需要揭

继“嫖宿幼女罪”引发广泛争议之后，“猥亵儿童罪”也有这样的趋势。先是去年的校长开房案，最近则是一位2岁幼童被性侵，犯案人只被判了4年零6个月。“猥亵儿童罪”，确实“有短”需要揭。     

王立军案件的刑法罪名适用探析

王立军案件共涉及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等四罪名。王立军“明知薄谷开来是有罪的人”，符合“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要件，依法应构成徇私枉法罪。明确叛逃罪是否以“危害国家安全”作为构成要件．以及王立军出逃美驻华领馆的行为是否成立叛逃罪，这对深入探讨叛逃罪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王立军应否构成滥用职权罪，重点在于从主客观构成要件上来确定“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是否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分析王立军的受贿罪问题。应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客观构成要件以及“明知”与“间接故意”主观要件两方面来把握．这样才能比较透彻地了解其受贿行为的性质及其危害性。     

对刑法第336条第二款规定内容的思考

《刑法》第336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高将其罪名确定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笔者认为该罪状的表述和罪名的确定均有不妥之处，应当修改和完善。 　　首先，罪名确立不准。节育手术乃节制生育手术，包括以下两大类，一是绝育手术，即输卵管、输精管结扎术和粘堵术；二是安置宫内节育器术。并不包括罪状中列举的节育复通术、终止妊娠术、摘取宫内节育器术,更不包括假节育手术。因此,“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这一罪名不能全面正确反映《刑法》第336条第二款的内涵和外延，将其罪名改为“妨害计划生育手术罪”更为适宜,因为,上述手术一旦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完成，必将妨害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秩序。     

袭警罪适用范围的合理划定

合理划定袭警罪的适用范围，关键在于对其构成要件要素特别是“暴力袭击”与“人民警察”的准确理解。就“暴力袭击”而言，应当是侵害人民警察的职务管理活动与人身安全双重法益，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在界定“人民警察”的概念时，若将辅警纳入人民警察的范畴则与文理解释的结论相悖，有违体系解释的协调性，未能正确处理法律合理性的冲突，难以对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作出妥当的说明。     

浅论刑事诉讼法出罪问题

我国《刑法》第3条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分别从“入罪”和“出罪”两方面进行了限制。但是，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早就对某些超越刑法有关“出罪”事由规定的犯罪进行了“非犯罪化”的处理，本文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学界虽然对犯罪构成的表述各异，但其共同点就是指犯罪成立的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几乎是等同的概念。但是，随着新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该原则不仅具有“入罪”的一面，其在“出罪”的一面更应引起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我国这样有着重刑传统的国家。在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出罪功能之欠缺，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     

拐卖妇女、儿童罪六种加重情形的司法认定

拐卖妇女罪中“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成立“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要求行为人明知收买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会迫使其卖淫。对于以出卖为目的，强行从儿童监护人或看管人的怀抱中或推着的童车、自行车上抢走儿童的行为，应认定为构成以暴力方法实施的绑架型拐卖儿童罪。绑架型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复合行为犯，其中绑架行为是手段行为，出卖行为是目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发生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一律依照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形处理。从境外将妇女、儿童卖往中国大陆境内的，不属于“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网络游戏“外挂”的认定与处罚

擅自运营的“外挂”软件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涉及程序违法；同时，“外挂”软件的运行会侵犯著作权人、出版机构以及游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涉及内容违法。所以，擅自使用“外挂”软件挂接运营他人网络游戏，属于非法互联网出版活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论串通投标罪的主体认定

串通投标罪的主体应以“串通投标行为”为核心，坚持以“参与”投标程序为基础，站在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将其理解为：参与招投标程序，并实施串通投标的行为人。     

亿霖案件引发的“传销罪”之辩

虽然业内人士肯定将传销入罪将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但由于相关的直销法律仍然缺位，因此业内关于对“传销罪”的认定上仍存在许多争议     

侵犯专利权罪之辩驳

专利权是一种绝对性较弱、客体不够确定的财产权。侵犯专利权行为的刑事制裁不符合专利权的性质，国际条约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立法也对其持审慎的态度。在我国，增设“侵犯专利权罪”存在诸多弊端，因此不应当设置该罪名。     

事故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法再完善

《刑法修正案（六）》将原刑法中有关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范围修改为“生产，作业中”的有关责任人员，忽略了第三产业和多人聚集的较大型活动中发生的责任事故，建议修改为“在生产，经营，非经营性群众活动”。另外《刑法修正案六》第四条虽然新增加了安全事故不报谎报罪，但其缺乏对“迟报”行为的定罪处罚，存在立法上的漏洞，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数字时代诈骗犯罪认定探微

数字时代的诈骗犯罪多利用数字故障作案并可将数字终端“机器”作为诈骗的对象；其诈骗标的除“财物”外还包括财产性利益。在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上，数字失误多为“法可容许的风险”，并为危害结果的“条件”而非“原因”，因而它不能阻却特定的危害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个别场合，即便数字失误导致了“法不可容许的风险”，也属“多因一果”故意损害他人财产法益者仍应承担相应犯罪的刑事责任。考量诈骗犯罪的“占有目的”时，应以能够支配某标的物作为“占有”的构成要义；数字时代的诈骗犯多为“机会犯”，据此，在适用刑法分则相关法条对其量刑之际，应同时适用刑法总则的特殊减轻处罚规定。     

河北省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实证研究

河北省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活动有四个特点：拘役刑判罚较轻且不同月数刑期对应的均衡性不一致，拘役刑期对罚金刑的判处具有决定性影响，缓刑裁量活动相对更具规范性，酒精含量是量刑的核心考察要素。整体来看，对量刑活动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因素较少，不同犯罪行为对应的量刑结果差异不大。原因在于结果意义上看本罪社会危害性轻微，刑法规范供给的量刑资源不充足，以及直接彰显驾驶行为危险性的证据材料匮乏。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一是以非绝对化的酒精含量标准搭配不同违章行为建构基本的量刑框架；二是通过“但书”“不起诉”“免罚”“缓刑”和“实刑”构筑具有实质差异性的量刑体系；三是通过刑事诉讼标准全面规范行政人员的证据搜集活动以保证量刑活动的公正性。     

法院变更起诉罪名之实证分析

1999年4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綦江“虹桥”跨塌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作为被告人之一的赵祥忠被判决犯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而此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出的起诉书，则指控他犯有玩忽职守罪。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指控赵祥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其犯有玩忽职守罪不当”，因此将起诉罪     

“但书”出罪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囿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刑法理论有关“但书”出罪的研究已经陷入了瓶颈，在司法层面探明“但书”出罪的运行机制，对于反思立法和验证理论尤为必要。实证研究表明，“但书”在轻微犯罪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出罪运行机制，从宽情节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成为出罪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受类型性有罪司法推定的影响，“但书”出罪机制在抽象危险犯中无法顺畅运行，加上定罪免刑机制与之相互竞争，挤占了原本属于“但书”出罪机制的适用空间，使轻微犯罪的出罪体系存在漏洞。基于“但书”在出罪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应当在立法上增补新型出罪事由，以分流“但书”溢出的出罪压力，在司法上构建抽象危险犯“但书”出罪的类型化规则，并细化规定“情节显著轻微”与“情节轻微”之间的差异性与梯度关系，从而充分释放“但书”的出罪潜力并有效防止其被“善意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