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学派的法律发现观及其启示

社会法学派的法律发现观主要从目的、利益与法律的"自由"发现、返回司法"实际"的法律发现、司法的实用性与规则的虚无性三个角度来诠释的。与其我们掩耳盗铃式"发现法律",不如坦白承认法官造法之于司法公正的意义。"发现"是"创造"的源泉,而"创造"是"发现"的延伸。     

论法律与逻辑的关系

法律与逻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自然法具有逻辑性,逻辑法则为自然法的存在需要提供缜密的理由;逻辑通过立法过程赋予宏观法律体系以统一性,赋予微观法律规范以特定的逻辑构成;归纳与演绎推理方法分别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审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逻辑对法律的作用也因信仰、价值取向与经验等因素而存在局限,本文试就二者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     

法律发现——司法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法律方法

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中,阶级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演绎推理等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深入,法律逻辑分析、法律推理等方法已越来越广泛的被人们所采纳。然而,在司法过程中被人们经常运用的法律发现方法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传统的司法过程中,人们往往比较注重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方法,而对法律发现方法却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在司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法律发现方法,它不仅是法律方法之一,而且在司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法律拟制、法律虚拟与制度修辞

法律拟制和法律虚拟是两个不同的法学概念,作为立法和法律运用的重要方式,两者本身预示着法律的修辞属性。法律拟制和法律虚拟分别勾连着立法和司法,从而可以在概念体系中进一步划分为立法拟制和司法拟制,立法虚拟和司法虚拟。这些概念都表明法律不仅是科学的、理性的、逻辑的规则体系,而且同时也是诠释的、诗性的、修辞的预设体系。因此,对法律不仅需要从科学、理性、逻辑的观点看,而且也要从诠释、诗性和修辞的观点看。只有把法律作为制度修辞,法律的逻辑推论才有展开的前提条件。     

穿行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从法律文化的视角解读"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一司法政策的出台是伴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而日渐成熟的,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对该项司法政策进行评述,就会发现,该政策既有存在的深厚文化土壤,又具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是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求平衡的司法选择.     

司法如何统一?——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实证分析对象

通过消除所有以往已经颁布过判决中相互冲突的部分,从而维系法律传统的始终如一,同时通过"发展法律"降低未来发生相互冲突判决的可能性,两者相结合才构成"司法统一"的真正内涵。以具体个案为媒介,综合运用"法律解释"与"法的续造"的司法技术,细化规则乃至创造规则,最终与立法者一起参与现实法秩序的共同构建,是实现"司法统一"的最佳方式。如何遴选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案例,在其"裁判理由"部分应该运用何种司法技术来实现"司法统一",都将直接决定着案例指导制度的成败。     

面向证立获致正当性的司法裁决程序

通向司法独立的裁判之道是中外理论家探讨的永恒主题。瓦瑟斯特罗姆教授在《法官如何裁判》中规范性地检视司法裁决的各种可能程序,是对现实司法决策行为的模型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司法行为分析的严谨程度。他在批判"规则适用导向"的形式程序基础上,描绘了由先例程序、衡平程序与两阶程序等替代性方案整合的全景构图,其中最值得称颂、更为可欲的乃是两阶程序。全景司法裁决程序的启动前提为发现的程序,它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导致"唯一正解"理念的失败,因而要严格接受审判中心主义下证立程序的客观审查,以防范控制影响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果借鉴认知心理学的双重加工系统来阐释,就表现为法官慢速的理性思维,来检验快速直觉发现假定结论的过程。作为民主法治国家的司法裁决程序唯有通过充分的证立才能获致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充分的证立可通过逻辑、对话、修辞与论题等四种基本进路,给出理由说明以实现裁判的可普遍化。这也恰恰凸显出两阶程序中第二个层次所发挥的核心功用。     

法理学中的法律逻辑学

在完善的法律中法律逻辑学被简单化为法典适用的简单逻辑 ,它不能将法典化过程中真正的逻辑方法反映出来 ;现代法律逻辑学尝试了形式数理逻辑、自然科学和试验科学逻辑、规范性逻辑等不同的研究思路 ;但这些研究对现代法理学对司法三段论批判仍然认识不够深刻 ,本文认为司法三段论是一种研究框架 ,逻辑的刻画功能、发现功能、修辞 (论证 )功能在法理学指导下已经显得越来越具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     

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逻辑、难题与程序法回应

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既推动了我国传统司法的结构性转向,又开拓了"同案同判"的技术化裁判路径.这主要归功于智能量刑算法的主体性逻辑、量化规范逻辑以及经验规范逻辑.但结合当前的司法实践与社会反馈却发现,暗箱裁判、算法歧视并非当前智能量刑算法司法适用的最大难题,反而是公众的可接受性、经验归纳的周延性以及"系统性偏差"等难题极大地困扰着算法裁判的实践效果.为了更好地推动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我国应在现行司法程序的基础上,建立司法听证程序、算法选择程序、算法判决申诉程序,并面向三类刑事变通事项建立主审法官的伴随性审查程序,以消除智能量刑算法的技术性缺陷.     

司法公正的逻辑解读

关于司法公正的理解存在两条迥异的逻辑思路:一种认为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以追寻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实现实体公正为目标,并以社会标准对司法公正与否进行评价;另一种则认为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以法律事实作为逻辑起点,从而追求程序公正,并以法律标准对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在比较这两种思路的基础上对司法公正进行后者意义上的解读。     

论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目标——兼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

西方法学界所指称的刑法解释目标，实质上是指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的目标，而我国刑法解释体制仅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和带有普适性的刑法司法解释两类，并不承认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在探讨我国刑法解释目标的选择时，大多是针对刑法司法解释而言，忽视了刑法立法解释自身的特殊性。依照各自的性质、特点及法治现状，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应采取以主观解释为主、客观解释为辅的折衷说，而刑法立法解释目标应当采取客观说，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现实对法律的期盼的目标。     

盗窃罪保护法益的理论嬗变与司法抉择——新修正的所有权说之提倡

关于财产罪保护法益究竟采取所有权说还是占有说,在德日刑法以及我国刑法理论之中均存在较大争议。就一般情形而言,无论采取所有权说或者占有说,对案件的定性并不存在分歧,但是在特定案件中对定罪量刑具有实质性影响。立足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解释的立场,对盗窃罪保护法益应当提倡"新修正的所有权说"。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所有权人擅自处置被公权力机关依法扣押、查封的财物,擅自取回处于他人合法占有之下的财物以及以非法手段侵害他人占有的违禁品、赃物的案件,在"新修正的所有权说"指导下均能得出妥当且统一的结论。     

论涵括（一）：一种初步探索

经验法则是司法证明中的一项基础性法则,大陆法系司法证明理论对其进行了概括论述,其理论形态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抽象性。英美国家的司法证明学者在“涵括”概念下也具体探讨了经验法则相关的内容,与大陆法系学者对经验法则的概括论述有所区别,英美学者在阐述“涵括”理论时,更注重其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评断以及具体司法推论过程中的方法论和工具作用,为我们研究经验法则的内容、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判例法的“溯及力困境”及其制度性克服

＂奥斯丁困境＂的起因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适用社会规范引起的合法性问题。＂奥斯丁困境＂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可以转化为：通过什么样的判例法上的制度性操作能够缓解＂溯及力困境＂并达成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德沃金和哈特关于＂社会规则理论＂的争论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命题在决定判例法规则方面的重要性,而普通法已经发展起来的司法基本原则、标准、推理模式和制度性原则则为＂溯及力困境＂及判决的公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制度实践上的保障。     

“磕出”中国法治“进步”?——死磕派律师的制度角色与中国司法的策略选择

死磕派律师是"北海案"和"小河案"中因"死磕"法院后,活跃起来的一批律师。死磕派律师将法院作为对抗的对象,把法条作为较真的目标,以"苦肉计"、网络直播、举报投诉和行为艺术为常用手段,将"个案正义"作为终极追求。虽然"死磕"有助于促使司法自律,但"死磕"的做法背离了司法制度的理性设计,极端化了法条主义,并大幅拉高了诉讼成本,事实上是在以"较真"程序的方式,追求有利的实体结果,同时,外部化了诉讼成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非正义。中国司法面对"死磕",需要在反思原有的常见方案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应对元素,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对所有方案进行有效整合,以有效处置"死磕"行为。     

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不间断地制定司法解释,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为我国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为保障法律统一、正确适用发挥法律监督作用;为填补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作了积极贡献;为解决司法中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司法依据等.这些合理性因素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价值所在.面对当前学界和社会部分人士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的种种质疑,需要从检察价值合理性、检察目的合理性、检察实践合理性三方面进行论证,以期待人们正确认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     

从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看统一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必要性——从村民自治领域的两个典型案例切入

村民自治是中国本土政治法律实践的重要成果,但该领域大量的权利救济却很难进入国家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中。“有权利无救济”的根源在于部门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分散性,这导致对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性质的判断以及村民自治内外权利救济缺乏有效的理论和制度供给。“统一公法学”提供了一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模式,针对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需求发展出“社会公权力”理论和“统一公法诉讼”理论。这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明显优越于原来的分散化的知识生产,对于最大化提供公法领域权利救济机制,并表达中国自身公法文明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制度意义。     

人本法律观的几点澄清

人本法律观是以人为本位去认识、体验法律,视法律为人所建构出来的人造物,主张法律是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工具。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生命的人妥善操作法律,法律才能够发挥其促成人类共生乐活的功能。以人本的立场研究探讨法学,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与混淆,可从五个层面释明澄清之:首先是区辨人本与人文、人道的意义;其次从自然法的发展史考察人本自然法是自然法的最新型式,也是第五种自然法;再次强调法律之建构与变迁乃是应人之生活需求,人有如何的想法,就会产生如何的法律;复次说明法治并非人治,是秉人本精神依法治理,法治思维有工具性、社会性、过程性、抽象性、规范性和知识性等六个构成因素;最后,检视人本的法学方法论,循人性以论,一方面是理性与经验之融贯,另一方面则是视之为一种法律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采相对价值的伦理观,有其和谐致善的伦理向度,最终极的任务无他,运用法律使人类互惠共生,同享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