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

苏丹内战是当今世界历时最长、产生原因最复杂、冲突解决最棘手的内战之一。导致苏丹内战爆发和持续的因素主要有宗教问题、种族问题、认同问题、殖民遗留问题、国家权力分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及外部影响问题等 ,但宗教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北方伊斯兰教和南方基督教的冲突对内战的爆发、进程及未来走向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 ,苏丹内战就是宗教冲突激化和延续的结果与表现。两种宗教固有的不同政治观是导致南北冲突的本质原因 ,也决定了冲突的解决必然是困难重重。尽管苏丹内战可望结束 ,但无宗教间的真正平等与友好就不会有苏丹的真正和平与统一。     

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苏丹的影响探析

国际刑事法院试图确立一种超越主权限度的法律秩序,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实践是对传统主权观念的严重冲击,国际刑事法院所签发的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逮捕令,是国际刑事法院与非缔约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首起案例,这一冲突本身反映出不同法治模式间的碰撞.由于割裂了苏丹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低估了巴希尔总统对苏丹国家转型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国际刑事法院签发对巴希尔的逮捕令,本质上是对正确问题的错误答案.逮捕令短期内不会对巴希尔总统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却严重影响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合法性基础,对苏丹脆弱的国内和平增添了不少变数.苏丹有必要积极寻求有效应对之策,以法治手段推进社会转型和民族国家建构进程.     

论19世纪初至1918年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

19世纪初到1918年是非政府组织产生与初步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 非政府组织主 要关注了废奴、世界和平、工人团结、妇女运动等问题, 在活动方式上表现为:积极参加政府间会议、 与政府合作、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等。     

公投后苏丹南部的主要任务及政策走向

苏丹南部公投结果已于 2 月初出炉,98. 83% 的选民支持南部从苏丹分离。苏丹总统巴希尔已宣布承认和接受公投结果,南方独立建国进程即将启动。未来苏丹南方政府面临公投后谈判、维持国内团结、重建和发展经济、维护安全稳定以及发展对外关系等一系列艰巨任务。预计苏丹南方政府未来政策将以和平发展、对外友好为基调。     

西方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动因和限度

西方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对危机的解读和应对,是达尔富尔危机持续升级的最主要外因。这些因素从对内层面看主要有三点,即西方国家曾在非洲殖民侵略的原罪心结;政府回应国内人权、宗教组织的压力;执政党对国内政治选举的策略考虑。从对外视角看,西方国家促使达尔富尔危机升级的主要考虑,既隐含攫取苏丹石油资源的利益冲动,也蕴含打压中国和平发展、维护旧国际秩序的战略考虑。从达尔富尔危机的事态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对危机的解读和应对方式已经显现出其内在限度,有时甚至起了阻碍达尔富尔危机解决进程的负面作用。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新一轮和解及其限度北大核心

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出现和解势头,突出表现为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四国于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继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媾和、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言和以及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建交之后,阿以关系的又一重大突破,继而推进阿以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短期内由经贸扩展到外交、安全等领域。阿以和解的驱动力源自以色列、部分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等有关各方根据地区形势变化作出的战略调整。2023年1月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推行强硬政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断升级,给阿以和解蒙上阴影。有鉴于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美深层次矛盾等制约因素,阿以关系的根本改善仍面临不少困难与障碍,全面和平之路依然曲折漫长。     

索马里冲突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探析

1991年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部族纷争、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经过15年的演变,索马里局势目前发展到了过渡政府和伊斯兰法院联盟对峙的阶段。族群分裂是导致索马里冲突久拖不决的内因;国际危机管理失效、大国干预失当,以及邻国干涉等因素是外因。解决索马里冲突是一项需要多边参与的系统工程。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关键是从国内入手,通过培育超部族政治力量,实现民族和解。同时,适当的国际治理措施亦有助于解决冲突。     

西共体对西非冲突的武装干预:背景、进程及趋势

冷战结束后，西非地区一直冲突不断，严重危害了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为该地区最主要的区域组织，西共体（尤其在1990年代）对此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其创建“停火监督团”（ECOMOG）对各主要冲突进行积极的武装干预，克服国际国内重重困难和挑战，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通过对西共体武装干预背景、进程和趋势等的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冷战后西非地区安全局势的演进和当下西非地区国际关系。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和解中的角色与作用

20世纪中叶以来,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宗教纠纷、领土争端,使得世界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始终不断。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INGOs)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积极介入国际冲突的调解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成国际和解、建立“消极的和平”做出了很大努力。虽然,非政府组织有其本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但是它在国际和解中发挥了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所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①现代非政府组织兴起于19世纪中叶,其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国家能力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南苏丹现状研究: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

2011年南北苏丹分离以后,南苏丹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但是,部族冲突、反叛运动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停滞,反映了这一进程的诸多困境。南苏丹有沦为失败国家的危险。     

印度投资苏丹石油业简析

受制于国内技术、资金等条件 ,苏丹政府鼓励外国公司投资苏丹石油业 ,以促进苏丹石油业及国民经济的长足与健康发展。苏丹国内的特殊情况和它在国际上所处的不利环境 ,使投资苏丹石油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 ,印度近期向苏丹石油业领域投入巨资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 ,且已取得较好的业绩。印度投资苏丹石油业是由印度对其石油安全的关注、苏丹石油业的发展前景、投资苏丹国际环境的转好、印苏 (丹 )间的地缘优势及意义等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转型期东盟地区治理与制度构建的相关性分析

“治理”这一概念从组织理论来分析有其特定的来源,而且在论及市民社会与民主治理时,该概念已发展到较为深刻的程度,“治理”不仅包括对全球化进程、多边组织职能的分析,而且也涵盖了经济和金融制度以及环境管理的研究。事实上,关于国际治理的第二轨道研究已经取得了成果。这些研究表明,对跨国治理采取一体化的解决途径,尤其强调在合作进程中如何包容冲突和多元化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后期一个显著的趋势是,从研究日益增强的政府权力转向关注国际治理。正如一份材料总结的那样,“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和一批国际政治家和政府官员——…     

中美洲局势出现和平转机的主要原因

综观1987年的拉丁美洲形势,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事态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简称中美洲和平协议)文件的签署及其逐步实施。中美洲和平进程取得重要进展。众所周知,自70年代后期尼加拉瓜革命胜利以来,中美地区日益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激烈角逐的场所,成为当今国际紧张局势的“热点”之一。就在里根政府对这个重要战略地区加紧推行所谓“低烈度战争”战略的时候,1987年——中美洲危机的第8个年头,这一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中美洲5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政治自决的原则,冲破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通过艰苦对话达成和平协议,找到了一条依靠共同努力自主地解决本地区冲突的新途径,有力地推动了拉美人民反对大国干涉和强权政治的正义斗争。中美洲国家和人民不屈服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作用

始自2003年初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近年来迅速上升为新的国际热点问题,且由于中国和苏丹有传统友好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达尔富尔问题也成为国际上一些组织和个人用来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而"沾染"上"中国因素"的达尔富尔问题反过来又进一步高调占据国际媒体。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生态恶化导致该地区部落间的利益冲突。达尔富尔问题从苏丹内部一个地区的生态战争"升级"为一个高度国际化和政治化的政治与外交战争,主要源于该地区局势趋于恶化、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活动的警示作用,以及美国政府的高调介入。而后者是最主要因素。中国主张用对话和谈判、发展与合作的方式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目前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是至关重要和有效的。     

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非洲冲突中的作用与影响

非洲冲突的解决是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在参与非洲冲突解决的所有行为体中,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与影响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非洲各类冲突的解决活动中,从事冲突预警、人道主义救济、促进冲突解决,以及冲突后的和平建设等活动,为非洲冲突的解决与冲突后的社会和经济重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各方面的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由于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以及自身缺乏权威性,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成为在解决非洲冲突中起主导作用的行为体。     

圣灵抵抗军的叛乱策略与 北乌干达冲突的复发

北乌干达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冲突。1986年,圣灵抵抗军在北乌干达以武力反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名义进行叛乱,迄今仍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四处流窜。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及其暴行不仅对北乌干达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乌干达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重点强调军事手段,重视媒体宣传、争取外部对其打击圣灵抵抗军的同情和支持。而圣灵抵抗军叛乱的动机已经从推翻穆塞韦尼政权逐渐演变成为开发“战争经济”和“为生存而战”。简而言之,圣灵抵抗军的叛乱策略是对叛乱成本-收益精心计算的产物。圣灵抵抗军的儿童兵策略、袭击平民策略、争取苏丹政府支持策略以及低程度地参与和平进程策略,既能够有效地打破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也导致北乌干达冲突的长期化及其冲突影响的“外溢”。要真正地解决北乌干达冲突以及圣灵抵抗军问题,需要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和平进程、促进北乌干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加强对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     

国内武装冲突的域外情境: 策略互动视角

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跨越国境开展抵抗行动将威胁区域安全。内部冲突的外部化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针对与之相关的内战的域外情境,此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内战当事国、跨境行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接收国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式。当越境散逸的武装分子与接收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策略互动将给当事国内部武装冲突局势和两国关系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冲突风险至少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第二,当事国阻止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行动强度。第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等方面影响。一国内部冲突与政府间摩擦之间的关联性将为区域安全机制的调停或维和举措带来额外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冲突威胁的行动中需要精确识别内战外部化问题的具体策略环境,从而为推动各方达成长效和平方案做出实际贡献。     

大国竞合新态势下的阿富汗和平进程

2021年是阿富汗战争20周年。20年前的"9·11"事件以及美国随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使阿富汗战乱冲突延宕了20年,其和平重建举步维艰。2020年2月,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多哈协议",标志着阿富汗和平进程进入新阶段。但协议签署一年多来落实并不顺利,阿富汗人的内部谈判屡屡受挫。当前,美国拜登新政府的阿富汗政策走向不定,阿富汗问题与大国新一轮博弈联动共振,其和平进程再次走到关键路口,面临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阿富汗最终能否走上和平发展之路,需要国际社会、地区国家及阿富汗国内各派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