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圣灵抵抗军研究综述

圣灵抵抗军(TheLord’s Resistance Army)是中部非洲最大的武装叛乱组织,1987年由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建立于乌干达北部,后逐渐流窜至南苏丹、民主刚果和中非共和国境内。20余年来,该武装组织在中部非洲犯下诸如劫掠村庄、屠杀村民等累累罪行,严重危害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政治稳定。因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警组织曾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对圣灵抵抗军的五位主要领     

同族群平叛优势理论再思考：以印度平息锡克叛乱为例

同族群优势主要包括当地环境、人力情报和民众动员等三个方面,各方都有机会去利用同族群优势,争取在少数族群叛乱与反叛乱斗争态势中的优势。政府平叛策略应强调发挥温和派的作用,从而在同族群因素方面削弱、抵消乃至胜过叛乱组织的相对优势。同族群平叛优势的作用机制在于控制人口和争夺民心两个方面,当政府控制足够多的当地人口时,叛乱组织就无法在族群内部招募到足够的人员,以补充在政府平叛行动中损失的成员;而拥有民众支持的意义则在于,虽然有了民众支持并不必然平息叛乱,但是没有民众支持是无法平息叛乱的,叛乱组织将一直具备持续甚至升级叛乱的民众基础。为了考察同族群平叛优势的效用,根据温和派是否具备相对于叛乱组织的实力优势和是否拥有平叛行动主导权,有四种不同策略下的平叛效果考察框架。结合印度政府治理和平息锡克叛乱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平叛行动,详细解读印度政府、锡克叛乱组织和温和派在各阶段的策略选择,以及如何影响同族群优势的平叛效果。     

美国对圣灵抵抗军的政策

圣灵抵抗军是中部非洲最大的反政府武装,起源于乌干达北部阿乔利部落。自1987年成立后,该武装长期在乌干达北部、苏丹南部(南苏丹)、民主刚果东部和中非作乱,国际刑事法庭曾指控其犯下包括屠杀、劫掠、纵火、毁人容颜、绑架儿童充当士兵和性奴等数十项严重罪行。①对于圣灵抵抗军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地区动荡,国际社会从未停止过关注及干预,其中美国是介入该问题最早、也是     

暴力方式与民心向背：寻找治理族群叛乱的条件组合

治理族群叛乱的目标既包括土地的控制，也包括人的控制，这是治理族群叛乱区别于其他形式叛乱的特点之一。人的控制实际包含两个内容，既包括人心向背，也包括人员数量的控制。人心向背关乎民众支持，而争取民众支持的必要性在于，虽然拥有民众支持并不必然导致叛乱的平息，但是没有民众支持是不能平息叛乱的。在族群叛乱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国家政府只有赢得更多当地民众的支持，才能成功治理叛乱。根据冲突各方的暴力行为方式及其对当地民众支持的影响，成功平息叛乱应具备国家政府有区别使用暴力、叛乱组织无区别使用暴力、当地温和派主导平叛行动等三个必要条件，以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三个条件构成的条件组合，可以有效控制和减少叛乱组织能够招募到的人员数量，只要国家政府的平叛战略能够有效控制叛乱组织所招募的叛乱人员数量，叛乱组织就将走向衰败并最终消亡，也就是说这一条件组合能够成为国家政府成功平叛的一个充分条件。通过对结合俄罗斯、印度和西班牙等国家治理族群叛乱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     

国内武装冲突的域外情境: 策略互动视角

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跨越国境开展抵抗行动将威胁区域安全。内部冲突的外部化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针对与之相关的内战的域外情境，此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内战当事国、跨境行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接收国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式。当越境散逸的武装分子与接收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策略互动将给当事国内部武装冲突局势和两国关系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冲突风险至少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第二，当事国阻止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行动强度。第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等方面影响。一国内部冲突与政府间摩擦之间的关联性将为区域安全机制的调停或维和举措带来额外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冲突威胁的行动中需要精确识别内战外部化问题的具体策略环境，从而为推动各方达成长效和平方案做出实际贡献。     

联合国建设和平理论的发展 及其在非洲的实践*

联合国建设和平理论经过多年发展基本上确定了民主选举、卸甲归田、保护人权、经 济重建、司法和警察体系建设、东道国的自主权等主要原则和任务，这些原则和任务的确定为建设 和平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建设和平行动在维护冲突后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国家的和平与稳 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非洲各国国情以及冲突规模、根源存在差异，建设和平行动在 不同国家的路径和取得的成效也有所不同。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以天主教延吉教区为中心

延吉教区德国天主教本笃会与伪满政权始终处于妥协与冲突的互动关系中,妥协是主要的,冲突则是次要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教会学校国有化、神社参拜等问题上。天主教会寻求伪满政权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伪满政权对天主教会利用价值的重视,是政教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伪满政权的高压政策是引发政教冲突的主要原因。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艰难曲折的中东和平进程

阿以冲突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许多国家提出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但美国和以色列反对。美国企图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直接对话,即所谓“双轨制”政策。以色列提出,美国支持的“中东地区和会”建议也是为了上述目的。一些国家对地区和会有限支持,但阿、以双方在会议的形式和实质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来自以色列。中东和平进程将是艰难曲折的。     

马其顿的民族冲突

今年2月末,前南斯拉夫联邦成员之一的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与科索沃阿族内外勾结发动武装叛乱,马政府出兵镇压,战火从科马边境地区的塔努舍夫奇村蔓延至首都斯科普里附近,马一度濒临内战边缘。在西方国家干预下,马、阿两族政党代表虽几度谈判,但终因双方分歧严重而无法达成妥协,冲突仍然不断。8月13日,双方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马、阿两族政党代表签署和平协议,声明愿意结束已持续近6个月的马其顿冲突。但分析家指出,马其顿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令人怀疑,国家统一前景也并不乐观。     

索马里冲突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探析

1991年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部族纷争、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经过15年的演变,索马里局势目前发展到了过渡政府和伊斯兰法院联盟对峙的阶段。族群分裂是导致索马里冲突久拖不决的内因;国际危机管理失效、大国干预失当,以及邻国干涉等因素是外因。解决索马里冲突是一项需要多边参与的系统工程。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关键是从国内入手,通过培育超部族政治力量,实现民族和解。同时,适当的国际治理措施亦有助于解决冲突。     

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及有关各方的反应和实施条件

今年5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先后宣布接受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在美巴以峰会之后，巴以连续发生了多起暴力冲突，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然而，6月底巴以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等三个激进组织宣布停火、以军撤出加沙地带，使中东和平进程迈出重要的一步。     

世纪之交对非洲局部冲突的再认识

世纪之交，非洲局部冲突的持续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非洲多数国家谋和平、求发展的潮流极不和谐，引起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关注。近几年非洲的冲突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冲突之所以持续不断，部族、种族矛盾以及对资源、利益的争夺及联合国维和干预不力等是主要原因，而贫困化又是非洲战乱更深刻的根源。新世纪到来之际，非洲国家加大了解决冲突的力度，但局部冲突尚不能彻底解决。总体缓和与局部动荡并存仍是新世纪初非洲形势的基本特征。     

俄格冲突后俄罗斯中亚政策走向

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一直致力于恢复在中亚的影响。梅普组合政权模式保证了俄中亚政策的延续性。俄格冲突后，俄中亚政策将更加主动和强硬，以巩固目前在中亚地缘政治竞争中的相对优势。目前，俄中亚政策在战略层面上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仅仅是策略。     

西非维和行动及其引发的理论争议

西共体组建维和部队干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内战，在维护西非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西非维和行动是在联合国及非统组织无力解决而西方国家又不愿卷入非洲地区冲突的情势下，由西非国家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本地区冲突的一次尝试。但维和行动是否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引起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议。     

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宗教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是冷战后国际和地区冲突的焦点之一 ,具体表现为宗教因素引发民族冲突与地区冲突 ,以及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破坏世界和平。但是 ,宗教冲突决非纯粹的宗教战争 ,宗教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 ,在于各种政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围绕利益问题所做的争夺。注重宗教因素与国际冲突的关联 ,客观分析其间的互动规律 ,并由此制定相应的文化策略 ,应该成为国际问题研究和宗教问题研究的共识     

认识和避免当今的冲突与战争--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

和平、合作、发展的新时代,使局部战争与冲突的动因和特点有别以往。中国国家安全 形势同样面临新挑战。应对各种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 发展之路。     

犹太极端组织及活动特点

纵观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在阿以冲突还是巴以谈判过程中，犹太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激进势力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在相似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狂热理念驱使下，通过相似的极端手段激化阿以矛盾，阻挠阿以和平进程。犹太极端主义分子打着“上帝的旗号”，通过对犹太教教义作极端、片面、歪曲的解释，     

从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看 中国对非安全政策的新特点*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多边机制开始积极参与非洲和 平与安全事务,并逐步呈现出一些特点和趋势。中国在对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中的行动 参与,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对非洲安全政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两场冲突中,中国政府通过派 遣维和部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利用多边以及双边关系、灵活处理尊重主权完整与不干涉内政原 则,对冲突的缓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在非洲利益的进一步拓展 以及西方、非洲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的参与必将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