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与宿敌为友：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

和解是国家间关系中一种典型的、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国家间互动形式。与和平不同,和解是发生在那些有严重历史恩怨的“宿敌”或“世仇”国家之间,它不单单是物质层面上的冲突解决,更涉及民族心理和精神创伤的愈合,是一个从冷和平走向暖和平、从不稳定和平走向稳固和平的长期过程。目前,学术界既有的关于国家间和解的研究描述多于诠释、案例多于理论,存在着忽视和解的阶段性特征、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逻辑等缺陷。国家间和解的发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或是等级制作用的结果,或是在面临较为强烈的安全关切下,国家在维护国内政治合法性与国家安全之间作出的一种平衡。国家间和解的巩固与深化本质是一个将和平制度化的过程,它涉及三个密不可分、又相互递进的机制：从承认(对历史事实的再确认)到补偿(对非正义的弥补和纠正),再到融合(多层次的社会融合与交流机制),是在内力与外力、政治与经济等多重复杂因素互动作用下的结果。国家间和解的实现会带来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能够显著地改变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生态,又能够获得超越双边关系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与地区和平的深化,而且也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俄格冲突后的格鲁吉亚局势

俄格冲突是近年来俄罗斯地缘政治突围的继续和延伸。这次冲突对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影响,同时也使格鲁吉亚的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面临重新确定身份的问题,这两个地区不会并入俄罗斯,但是它们与阿扎尔一样会继续远离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希望更加渺茫,萨卡什维利政府也有倒台的危险。不过冲突后这一年来,外高加索地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冲突陷阱”研究述评

国内"冲突陷阱"的影响因素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冲突性质,主要由族群、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等来判定;二是冲突历史,指前一(几)轮战争的结果、持续的时间、伤亡人数等;三是冲突解决方式,常用解释变量包括协商解决和以维和行动、第三方监督为主的国际干预;四是战后的发展,涉及政治和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民主化、权力分享、领土分裂、军事重建和转型正义;后者则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妇女参与。从内容上看,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拓展空间主要有六个:一、混淆了冲突复发和冲突扩散在概念和经验上的区别,削弱了关于冲突复发知识增长的质量;二、掐断了冲突发生和复发的联系;三、需要大力扩展关于"冲突陷阱"形成的"机制"分析;四、建立解释"冲突陷阱"形成的统一模型;五、对于社会的和平建设作用探讨不足;六、严重缺乏对"积极和平"的探讨。     

政府间发展组织与苏丹和平进程

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是非洲之角与安全相关的最重要的区域政府间组织。它以区域调解人的身份领导了苏丹北南和平进程,最终促成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全面和平协议》。这一成就的取得既有该组织自身的因素,如拥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权威地位和组织能力等,又有苏丹国内的因素,如苏丹国内政局的变化,尤其是主要冲突方推行务实外交等,也有国际因素,如国际压力和和平运动等。这一和平进程表明,推行调解、对话等非武力措施是持久解决国内冲突的唯一出路。     

从柬泰边境冲突看东盟冲突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地区管理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冲突管理机制。这一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柬泰冲突中东盟的无力表现则凸显了东盟冲突管理机制的困境。文章在四个方面提出提高东盟冲突管理能力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非洲冲突中的作用与影响

非洲冲突的解决是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在参与非洲冲突解决的所有行为体中,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与影响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非洲各类冲突的解决活动中,从事冲突预警、人道主义救济、促进冲突解决,以及冲突后的和平建设等活动,为非洲冲突的解决与冲突后的社会和经济重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各方面的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由于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以及自身缺乏权威性,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成为在解决非洲冲突中起主导作用的行为体。     

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根源、发展及前景

独立以来,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最后竟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内战。而造成此种情况的既有英国殖民统治所留遗产的远因,又有独立后政府政策偏差的近因,还有印度干预的国际原因。经过几十年的冲突和内战,双方均感精疲力衰,却又都无法实现各自的目标。在外界的积极斡旋下,双方终于在2002年签署了永久性停火协议,和平的曙光似已照耀斯里兰卡的大地。然而3年又将过去,真正的和平并未到来,斯里兰卡的民族和平之路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论国家的精神安全及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

精神安全是国家安全领域的特殊客体.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精神品质,既决定着该国综合安全防卫能力的高低,也左右着其战略、方针、政策的谋划、制定与实施,对本国发展、地区安全与稳定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难以准确预期的影响.因此,国家应在综合安全战略谋划中把精神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要加强战略统筹,强化国家意识,全方位提升整个国家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要警惕和防范国家精神极端化,构建健康、积极、进取的国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