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航线共同体”整合概念的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海权发展与中外历史经验

本文以当代区域整合的概念，结合传统“中华世界帝国”区域整合概念，诠释“航线共同体”的建构，并多角度地分析了明朝郑和创建的“封贡航线”和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建构“全球围堵航线”，双双建构了海洋霸权。据此启示，通过“东亚共同体”走向“亚洲共同体”，再经“亚非共同体”迈向“地球共同体”的阶段性海洋发展战略，中国的海权发展才能建构出足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秩序，创造出安和富庶、共存共荣的优质国际社会。     

国际气候治理规范的演进与传播：以印度为案例

国际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国际气候治理规范并传播到各个国家,使之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切实遵守。从国际层面上看,需要各个国家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建立气候治理共识;从国内的视角来看,需要国际气候治理规范落实到国家层面,对国内政治产生积极影响。国际规范和国内政策环境的契合程度是决定规范能否在国家内得到有效传播。由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离与差异,二者的完全契合的并不多见,因此,国际规范的传播过程往往也是双方相互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规范和国内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规范发生着变化,国家行为也在规范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印度政府不断的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本国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但是随着气候谈判的深入以及气候规范传入国内后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印度的气候立场有所调整,反映了在气候问题上的新认识。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客观角色定位常常被国际社会错误领会和认知,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从而造成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与这种偏离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错误认知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过去的国际角色和现存国际体系评判的固化,这种固化忽视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国际角色的不稳定性,也忽视了中国国际新角色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安全的“前景图”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运用中国智慧为人类自救于危难、发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宁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安全观是安全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性认知。“全球安全倡议”宣示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完好地回答了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立场、安全原则、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性与时代价值。全球安全是一种本体安全,“和合”是其正向价值取向的核心,共生、共建、共享是其基本特性。为此,“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前提是“和合共生”,实现路径是“和合共建”,价值目标是“和合共享”。维护与塑造全球安全的共建策略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框架设计,描绘的正是呈现和合共生、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人类安全“前景图”,以保障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国际认知及其启示

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一直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金砖国家合作动力问题上的论争尤为突出,出现了来自悲观派的动力匮乏论、来自乐观派的动力充足观和来自观望派的动力不稳定说三种认知,而这些认知大致反映出权力政治、利益和谐、身份政治、功能"外溢"和全球治理五种不同分析视角。全面把握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国际认知,对在新形势下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有重要意义。为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可持续合作,我们不仅需要讲好金砖故事,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还要在国际认知分析中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即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和推进共识行动,将金砖国家建设成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联合国：作用、困境与出路

联合国在建构全球海洋治理相关倡议、营造良好的海洋治理契约环境、提高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际海洋治理问题认知差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联合国在营造海洋治理契约环境和提高治理主体履约能力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同时,全球海洋治理形势的恶化客观上也给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成效带来负面影响。联合国可在观念层面进一步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通过完善机制建设减少海洋治理契约环境面临的不利因素,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领导作用。联合国也可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加大其全球海洋治理行动力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全球海洋治理目标。     

论全球治理中的大众传播效应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全球治理问题受到高度关注。而全球性大众传播将在其中扮演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分析大众传播在全球治理中的复合性效应的基础上 ,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理念层面进行解构和重塑 ,一种符合信息网络社会特性的“重叠共识”无疑将给人们带来新的启示。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心要义与构建路径

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面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多重挑战。着眼于信息时代下的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命运共同体”新范式超越“零和博弈”旧模式，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践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须坚持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以把网络空间建设成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安全、责任和利益共同体。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行为逻辑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当美国认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多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当认为不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则由“议题性质”决定美国将采用何种政策。议题性质由“威胁认知”与“威胁界定”两个次级影响因素构成。其中,威胁认知是决定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美国决策者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高时,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当其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低时,则实行减少国际参与、逃避国际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威胁界定作为次要影响因素,与威胁认知一同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美国通常采用防御性单边主义政策;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不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则实行进攻性单边主义政策。在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由于维持主导地位的思想与国际安全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导致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规则难以转化为基础性共识;在此类不能转化为基础共识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采取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行动,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也对国际社会稳定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艰难。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割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容性不足、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泛滥、核心大国责任缺失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效力不足等问题。依据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与约束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治理原则准则、治理主体、治理效率和治理目标,建构层面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同时,寻求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协调、加强政治信任与政治包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发挥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具体策略包括积极协调和处理同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关系、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基础的作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推进对数字化金融的治理等。     

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实践,是应对全球"治理失灵"、加大南南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新方案和新举措。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中拉关系发展需求、拉美一体化驱动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都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内外机遇。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拉美一体化中的分歧、中拉贸易中的同质化、美国因素的干扰、地理距离遥远与文化隔阂等,都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空维度下,中国应在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以中拉合作框架为整体指引,以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为主线,以强化质量与增进互信为目标,与拉美国家携手共进,共同构建"五位一体"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地区性国际组织与地区治理——东盟的东亚国际秩序观与中国-东盟-美国关系

理解东盟国际秩序观和对外关系有3点至关重要:第一,东盟对于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联动性的认知;第二,东盟对于地区治理的期待的核心在于东盟内部团结;第三,东盟与大国看待国际秩序和地区治理的视角不同。东南亚可以分为海洋东南亚和陆地东南亚两个部分,东盟的5个创始成员国属于海洋东南亚部分,冷战中他们的国际秩序观的共识是东盟成立和发展的知识基础。冷战后,中国的崛起以及东盟扩大到陆地东南亚部分带来了东盟内部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观的出现,东盟原有的以海洋东南亚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观共识受到挑战,而东盟新的国际秩序观共识还处于变动期。作为地区治理的重要行为者,东盟未来能否继续发挥稳定次区域和沟通大国关系平台的作用,关键在多大程度上东盟内部,东盟与中美之间在国际秩序和地区治理的认知上达成新的共识和理解,这些也将成为本地区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知识基础。     

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结合自身力量特性,欧盟曾形成了以“良政”为核心理念、以多边主义为路径、以大西洋伙伴关系为战略依托的全球治理战略.新兴力量崛起加速了国际权势转移,也重塑了欧盟的自我认知,推动其调整全球治理战略.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重视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重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功能性”和“互惠性”维度,力求在新兴力量和大西洋关系的平衡中推动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国际治理

极地、深海、网络、外空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疆域,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当前新疆域治理面临着治理共识赤字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全人类共同发展为目标,倡导共存、共建、共享等价值理念,其独特优势在于这一思想能够兼容不同的价值理念并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与新疆域的治理需求高度契合,有利于解决新疆域治理的主要矛盾。国际社会长时期的和平状态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使得新疆域治理的差异具备可调和性,也要求更大的包容性,这使得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新疆域的国际治理成为可能。国际合作是在新疆域治理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路径。作为新疆域国际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积极倡导在新疆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维护和平价值、支持联合国主导等方面做出了表率。     

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挑战与努力方向

进入新时代，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作出了诸多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成功转化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顺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需求，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强化内外政策的联动、汇集各方伙伴、凝聚各方力量。但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还面临着现行治理体系主导国的牵制、日益严峻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兴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等现实挑战。未来，中国需要在准确把脉全球经济治理的特点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环境与新变化，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要求，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