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以平台资本主义中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资本生产过程使传统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体系难以为继，催生了数据所有权的新形态。以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可以发现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在数据资源价值化过程中，以用户消费性的无偿数字劳动生产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使用权的转变。在数据价值资本化过程中，以平台对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掌控权的转变。从用户的数据使用权到平台的数据掌控权，意味着传统的所有权由权利束集合裂变为单一的数据所有权，形成了“数据鸿沟”中的隐性剥削。消除平台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需要在数据资本公有化中推进从数据确权到数据共享。     

平台剥削用户数据的形态、成因及规制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技术变革改变了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在提高传统要素生产效率的同时,赋能数据成为经济发展新驱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资本意志和数字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数据实现了资本化和商品化蜕变,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平台资本将用户数据视为数据时代推行价值剥削机制的沃土,广泛开展数据“圈地”运动,无偿攫取用户数据,并进一步利用算法技术对用户施行精准剥削和循环剥削。应立足平台、数据、算法形成的三维市场结构,优化制度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据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数据和数字平台是数据殖民主义形成并发生作用的两大支点。数据本身并不具有殖民主义属性，只有在数字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数据关系中，数据才成为资本牟利的手段和殖民的工具。数据资源掠夺、数字资本输出、数字商品倾销构成了数据殖民主义的基本形式。相比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虽然在殖民内容、殖民过程、殖民途径上有所不同，但是依然遵循着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扩张逻辑，殖民的目的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并无根本上的不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和批判数据殖民主义，既要看到数据殖民主义扮演“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角色，又要批判其中蕴含的深层数字劳动剥削和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数字收益分配不均导致南北贫富拉大、数据拜物教盛行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后果。唯有如此，方可全面把握数据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走向。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垄断与掠夺路径分析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消费、分配各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数据垄断表现出双轮垄断的特征。这造成资本增殖空间的扩大、资本统治力度的增强，也挤压着传统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等问题。数据垄断的前提是数据的集中，而集中的数据掌握在作为数据载体的私人平台企业手中，平台企业掌握数字技术和算法是实现数据垄断的“另一条腿”。数据垄断有三种掠夺方式：一是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二是基于数据垄断优势的需求“制造”，三是对数据空间收取“数据租金”。我们需要正确审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监管方法。     

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以“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为切入点

当前，数字经济呈现出与一般商品经济不同的诸多新特点，但其生产关系并未能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畴。从生产劳动的目的性、“数字活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程度、劳动力的补偿、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方面看，平台经济“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不属于劳动，更不属于生产劳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的价值既不是一般互联网用户的“数字活动”本身创造的，也不是数字平台“在从数据中创造价值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而是数字平台的价值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过程中转移到了“原始数据”上。数据商品的价值来自平台专业劳动者所进行的平台化生产、维护等劳动，而非普通平台用户的“数字活动”。在厘清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新型数字化平台获得的高额利润一方面来自对“活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来自由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我国在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摒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变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空间资本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生产逻辑批判

从现代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到当今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经历了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深刻转变。空间资本化意味着数字资本作为数字网络空间的控制力量，通过实质吸纳人的生命过程而获得全面改造和掌控社会空间的能力，空间生产由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吸附性。从本质上说，空间资本化是由数字劳动推动的，数字劳动通过整合资本扩张的空间要求与人的发展的空间需求，消解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加速空间生产的潜能向现实转化等环节来推动空间资本化的实现。空间资本化蕴含着一种超越肉体规训的生命政治范式，即数字资本通过微观场景设计，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时间，营造媒介化的意义空间来完成对人的深层精神规训。     

浅析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加速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数字技术作为最先进生产力要素和“数字劳动”普及为基本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重大趋势的思考和认识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关键性概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两个核心概念的系统辨析，以平台厂商、平台用户、平台广告商三方构成的“平台资本主义”系统为例，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和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形式作出了探讨,并结论指出：这一新兴生产方式非但未能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反而因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更隐蔽的剥削形式而进一步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数字平台“产消合一”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辨析

数字平台用户的“产消合一”现象备受学界关注,但福克斯等人的“产消合一”界定过于笼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将“产消合一”分成平台用户纯粹的使用行为、创造性的内容发布行为、通过发布内容获取收益的行为,以及受雇于平台或第三方而进行内容创作的行为。其中,前两种类型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行为,后两种属于生产行为,也是创造价值的行为。前两类用户创造的数据实际上来自平台公司雇佣者的劳动,用户并未在平台使用过程中创造价值。平台与用户之间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那么用户就没有直接受到平台剥削。但用户行为数据确实为平台带来了大量收益,这是由于平台既通过垄断数据获得了生产要素价值分配的租金,又凭借金融资本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透过“产消合一”现象探查其背后的机制,才能解决当前用户和平台的矛盾,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数字劳动、数字权力与数字权利：赛博无产阶级的生命政治学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阶级与剥削的概念不仅仍存在且更复杂。数字劳动催生了赛博无产阶级，赛博无产阶级不仅指谓从事数字生产的用户，还包括数字生态链中的劳动者——开采生产数字设备的矿物质的工人、组装数字设备的流水线工人、研发数字软件的“码农”等。而用户是赛博无产阶级最具典范性、表征性、普遍性的存在。数字生产体系的持续性与稳固性，依赖数字权力的生命政治学管控。数字权力在今天以无形的“电子鞭子”作为新的惩戒机制、以人口“注意力”要素的提取作为新的调节机制，使赛博无产阶级在新的经济胁迫面前表现出新的服从。赛博无产阶级是数字平台这股新生力量的真正主体，对数字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数字形态的“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引领，是赛博无产阶级面对数字文明的新历史使命。这不仅关乎赛博无产阶级真正的未来，更关乎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的走向。     

公共数据牵引与数据要素共享式开放：改变现状权的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革命的迅猛爆发,一方面激发了深刻变革治理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维护和巩固着技术能力及资本能力占优势的巨型平台的地位。公共政策研究必须关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促使数字技术革命承诺的先进理念真正惠及更多普通主体。改变现状权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思考这种努力,其具体包含设置动态权益保护机制、培育新兴市场主体、加强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验性等三项理论主张。广东省在开放公共数据领域的实践经验体现了改变现状权的理论内涵,并有个案展现出赋能普通主体、推进共享式开放的积极效果。理论建构与经验分析表明,借助有效的创新性举措设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巨型平台垄断数据市场的现状：通过公共数据牵引实现数据要素共享式开放,为不同主体在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同权益提供动态保护,培育可以深度嵌入数据共享式开放中的新兴市场主体,实验性扩展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便提升市场行为的丰富度和灵活性。     

从分工到异化：数字劳动分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视

在数字劳动分工中，数字劳动的总体性效用被分割成各种节点，数字劳动分工后的总体性是数字劳动者被分配为数字子劳动的聚合性。这种聚合所形塑的总体性算力，并非数字个体劳动的直接数字技能，而变成提升数字劳动生产率的数字社会进化力量。数字平台把之前分散的数据重组成具有整体性的体系，原本属于数字主体的数字劳动目的和“点击性”生成数据的数字子劳动，转变成数字平台中的数据流，进而变成数字技术合目的性的算法机制。因此，数字资本生产进程中数字劳动分工的连接关系最终异化成数字资本的操控力量。     

数字焦土和剩余数据——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生存

在乔纳森·克拉里看来，被资本主义控制的数字平台和智能算法，让我们的生活世界变成一片数字焦土，在这片数字焦土上的生命变成了无根者。无根之人的形象并非诞生于数字资本主义，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从薇依到本雅明，都以各自的方式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对于扎根于大地的人的生命的刈除，切断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断裂更为极端，使现代人的生命不再扎根于真实的大地，而游荡于由现代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构成的寒冷的界面上——这个数字化的界面却是生命的焦土。而破除数字焦土的希望，在于被资本主义平台和算法遗漏的剩余数据，延续福柯和本雅明的道路，坚持剩余数据的考古学。唯其如此，现代人似乎才能破除唯利是图的摆渡人卡戎的幻象，建立起新的物体间性的关系。     

数据即权力：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例

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一部分,数据即权力。借用控制权理论,将“数据即权力”操作化为三个要素：数字指挥权、数字督导权、数字考核权。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整合过程为案例,围绕三个核心要素,对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代表着部门权力,是权力的聚合点,很多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展开权力博弈。然而,博弈产生的权力分散化、治理高成本与低效率问题,使得数字平台建设从博弈走向整合。数字平台的整合遵循着从分权到集权的逻辑,整合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具有阶段性。每次数字平台的整合,部门之间围绕数字权力都重新进行激烈的博弈,最后权力会重新分配调整,数字平台也会随之迭代升级。     

以大数据提升国企思政工作质量

大数据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国企思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大数据技术在推动国企思政工作数据化转型、精准化供给、全过程管理和科学化评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以大数据创新国企思政工作也面临着思想束缚、技术瓶颈、数据孤岛和伦理风险等问题困境。为此，应准确把握技术的边界和尺度，打造数据融通、要素完备的大数据平台，强化政工干部队伍数字素养，完善国企大数据思政工作体制机制等，以大数据促进国企思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数字空间视角下“玩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信息编码方式的颠覆性改变为标志，经济社会经历了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变。“玩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再次掀起了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的探讨。实质上，从单一空间维度去分析“玩劳动”难以真正厘清其物质属性和生产质性。随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玩劳动”不仅符合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同时还具有空间二重性。即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数字空间二元空间视角下，“玩劳动”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表现为休闲、娱乐等活动，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进行着生产劳动。这种空间二重性的产生是数据商品化、数字平台资料化以及经济空间数字化重构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榨取和占有“玩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剥削、劳动控制和社会两极分化。     

数据财政：新时期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利益分配的模式框架

在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举足轻重,多地探索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的实践经验表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利益分配的科学性是促进其可持续高质量开展的重要保障。考虑到当前政府部门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需求,在数据要素被确定为新型生产要素并参与分配的背景下,以国内外典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案例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基础,聚焦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和市场化配置过程中政府及有关部门参与收益分配的模式机制,探索研究适配公共数据资源化、资本化、资产化价值生成路径的数据财政、数据税收、数据金融的三层次利益分配框架,为构建形成“公共数据运营+数据财政收入+公共数据专项财政支出”的数据财政长效运行机制打下基础,也为后续建立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财税制度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及其效应——基于《资本论》研究的视角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需要引导数字经济中资本的有序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特定历史阶段下，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过程中，合并不同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力及财富增长的文明因素。这在数字经济中表现为在推进数字技术升级、数字服务普及，驱动数字劳动扩充，提升数字融资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消极效应，将可能在数字经济中衍生为数据等要素垄断的加深，虚拟资本投机的加剧，以及再生产结构的进一步失调等。在对待数字经济中的资本问题上，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序引导资本开辟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强数字平台监管体系建设，保护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中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为数字经济中以片面寻求要素垄断和无序投机方式逐利的资本设置“红灯”,为在数字经济中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带动高质量就业方式获利的资本亮“绿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之身的困厄与开解——身体数据化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数据化技术与身体融合的不断加深助推身体外部呈现、内部叙事与未来规划数据化，使主体在日常生活领域呈现为“虚拟人”，在关键应用领域表现为“智能人”，在社会交往领域显示为“数字真人”。身体数据化在为主体提供生活便利与治理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风险，使主体在数据凝视下产生认同危机，在数据干预下产生隐私焦虑，在数据与资本的合谋下走向审美异化。为此，必须坚持前置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统一的伦理原则，构建问责与负责相结合的伦理责任，在技术善治中回归以人为本、以身为本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