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刑制罪”思维的教义反思与司法适用——以“温岭虐童案”的执法思路为切入点

传统的罪刑关系理论均强调“由罪而刑”,然而由于法定刑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思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无法贯彻.为解决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人提出了“以刑制罪”的思路以弥补“由罪而刑”思路的不足,然而“以刑制罪”具有天然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慎重使用,同时法官要对沿袭这一思路所选择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正确的刑法解释.     

数罪并罚制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对有期自由刑采用的是限制加重原则。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分析,这体现了现代刑法理念不再单纯追求罪与刑之间的均衡和相称,而是在其中引入刑事责任作为罪刑关系的调节器。同时,从刑罚的目的以及社会对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来看,针对一人犯数罪,限制加重原则比并科原则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只是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对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上限之规定,不太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要求的公正与合理,存在予以适当改革的必要。     

试论罪刑均衡系统

罪刑均衡作为一项法律原则 ,其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犯罪和刑罚为构成要素 ,犯罪与刑罚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构成了罪刑均衡系统。以内部联系为视角 ,罪刑均衡系统的蕴涵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罪质与刑质的均衡 ;二是罪量与刑量的均衡 ;三是罪度与刑度的均衡。     

罪刑均衡的立法实现

作为最直接地保证刑法正当性的罪刑均衡 ,刑事立法对其具有首要的实现功能。其中刑法总则通过刑种设置、配刑制度和配刑情节的建构提供罪刑均衡的个别化标准 ,分则通过罪质的确认和法定刑配置提供罪刑均衡的一般化标准 ,而法定刑攀比通过“刑”与“刑”的均衡来实现整个罪行关系的均衡 ;同时 ,刑法为更好地实现罪刑均衡需要在立法的精确性和模糊性之间寻找平衡。以这些论点为前提 ,本文考察和评价了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对罪刑均衡的立法实现     

“以刑制罪”视阈下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再认识

对81个"非法取回本人所有而被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样本案例的定罪、量刑、犯罪数额认定的考察发现,原则上只有造成占有人财产损失的才会以财产罪定罪,而若判处财产罪会导致量刑畸重,所以,样本判决限制财产罪的适用和犯罪数额的认定以实现量刑轻缓。本文认为,优先考虑量刑合理的"以刑制罪"忽略了定罪的准确性,易消弥财产罪之间、财产罪与其他罪之间的界限;部分判决量刑畸轻、犯罪数额认定混乱、判决书说理不一;样本判决"以刑制罪"有其实践理性,但缺乏必要的规范约束易导致乱象。由此反思我国刑法对财产罪的定量立法模式,较重的法定刑是导致"以刑制罪"的根本原因。立法赋予量刑更大的裁量空间将有助于缓解司法上的"以刑制罪",也有助于对包括占有权在内的财产法益的全面保护并实现罪刑均衡。     

入罪与出罪:罪刑法定司法化的双重考察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尤其是定罪活动的法治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的问题。实质合理性的司法观念在入罪问题上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的。在复杂的“找法”活动中,司法水平之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找到法律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只是限制法官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但并不限制法官对法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出罪。     

从罪刑均衡到罪责刑相适应——兼论刑法中“人”的消隐与凸显

刑法理论发展史上,经由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对立纷争,罪刑关系经历了从罪刑均衡到"人"刑对应的演绎脉络。我国当代刑法理论确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藉由刑事责任论的建构和充实,较为完美地实现了罪刑关系范畴中行为考察和行为人评价的统一。梳理从罪刑均衡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伴随刑法理论的发展,犯罪人逐渐实现从消隐到凸显的地位变迁。当代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应是日益重视行为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人格特征的评价。以此为视角,我国刑法学应从理论上更加重视主观因素和行为人因素的植入,在实践中更加关注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和犯罪恶性的改造。     

“量刑反制定罪论”不违反罪刑法定

量刑反制定罪论高举实质正义的大旗,强调量刑对定罪的反作用。然而认为该理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批评比比皆是,目前学界主要存在滥用司法权、突破构成要件限制以及违反传统的罪刑关系这三个批评意见。抽象意义上的滥用司法权以及违反传统以罪定刑的观念无法形成有力的批评,但量刑反制定罪不能突破构成要件的限制,在此前提下的量刑对于定罪的反作用正是该理论的合理性所在,这种解释论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论刑罚个别化与量刑公正

罪刑相适应作为一种刑事法律原则是抽象的、概括的,但是个体所犯之罪是形形色色的,是有显著的个性特征的,具有个别性、具体性.所以,在司法实践操作中要真正达到量刑公正的目的,还需要对个体所犯之罪的具体情节加以综合考虑和评价,也即做到刑罚的个别化,进而实现罪刑相适应,达到司法上实体的公平正义.本文通过对刑罚个别化的思考来探讨量刑公正.     

“以刑定罪”的实践样态及其分析——以Y市法院的实证考察为基础

以刑定罪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但有待学理开示的一种“逆向型”定罪思维或逻辑.田野调查发现,常规案件的以刑定罪遵循着司法裁判的“图式效应”,而疑难案件的以刑定罪则寻求着个案裁判上的“实质权衡”.罪刑关系的互动式理解和社会公众对量刑公正的热切关注,是推动以刑定罪外化于行的内外要因.疑难案件的以刑定罪并不局限于法条存在交叉或包容等场合,并且从裁判后果上看也决非只有裁判结果“趋轻型”一个维度.虽然以刑定罪带有明显的知识片段性和碎片化等特征,但透过复杂的司法迹象,仍可探知其基本要义:把定罪活动的目的直接落定在寻求处罚的妥当性上;对制定法载负的罪刑体系之合理性保持审慎的怀疑;主张体系性地理解构成要件与功能性地体认法定刑;强调法律原则的功能互济与对具体规则的精神统领.     

论罪刑均衡的司法模式

罪刑均衡原则作为刑法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是支撑刑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错综复杂的案情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为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以及追求最为均衡的刑罚裁量,带来了不小困难。现代文明社会要求严格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更成为一个司法层面的问题。然而,司法的过程是复杂的,在司法的过程中,司法界精英们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规范功能。通过对刑罚裁量过程中各种辩证关系的分析和论证,努力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罪刑均衡的司法模式。因此,在刑罚裁量的过程中,既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又要从法益侵害及行为人特质二元的衡量标准出发,实现应罚性与需罚性的平衡。最后,以刑罚的效果和民众的接受度作为刑罚适当的重要衡量标准,将刑罚裁量的量刑法理学模式与量刑社会学模式有机结合起来,并建议引入量刑听证制度,从司法的层面积极实现罪刑的均衡。     

罪刑均衡原则杂议

从罪刑均衡原则立法上看，我国刑法把更丰富的内容纳入了罪刑关系的视野；罪刑关系的内在意蕴深刻，但不应忽视在罪刑关系上的规定上尚存的一些立法瑕疵     

盗窃犯罪及其刑法适用研究

盗窃犯罪数量多、危害大。当前的盗窃犯罪表现出新的特点,有其复杂的原因,应当加强防范。适用刑法,首先应当认真分析、正确认定;其次应当量刑轻缓、罪刑相当。     

罪刑关系宽和性的当下拓展与重申

作为罪刑关系的一种特性,罪刑关系的宽和性应在刑事一体化的领域得到拓展。若联系刑事理念和刑事实践的最新发展,则罪刑关系的宽和性应在当下拓展出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并且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在相互渗透和相互说明之中"拱举"着罪刑关系的宽和性。由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来充实的罪刑关系的宽和性是对罪刑关系本身的肯定,不仅有着深刻的人权意义,而且有着基本的刑事政策意义。罪刑关系是刑事法理论的一个制高点。     

非法经营罪合理性质疑

我国刑法第 2 2 5条第 (4 )项为非法经营罪设置了一种高度抽象的空白罪状。这种极为特殊的空白罪状形式 ,导致了刑事司法中非法经营罪的无限扩张。我国刑法中非法经营罪的设立及解释既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也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相悖。在我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 ,国家刑罚权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应尽可能以行政处罚、民事赔偿、行业协会的惩诫以及企业自我监督来取代刑罚。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post World War II decline in the Japanese crime rate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re has been a dramatic decrease in reported Japanese crime. Adult arrest rates have fallen steadily since the early 1950s and juvenile arrest rates have fallen since the early 1960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rime predicts that crime rates depend upon returns to crime relative to returns in legal pursuits and the certainty and severity of punishment. Regression analysis is used to test this theory using Japanese data.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conomic model does not outperform alternative naive models. However,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increases in returns to legitimate work diminish both adult and juvenile crime. Unemployment affects some adult crimes but has little impact on juvenile crime. The share of the population in poverty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ither type of crime. Increases in the certainty of punishment deters adult crime bu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increases in either the certainty or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 deter juvenile crime. There is weak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increases in the severity of adult punishments deter crime.     

罪刑关系的立体考察:罪刑关系的相关属性

罪刑关系是刑法本体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深入考察罪刑关系的相关属性后,我们将发现罪刑关系本来是一种立体关系而非直线关系。罪刑关系的相关属性包括客观性与主观性、强制性与宽和性、静止性和动态性、一般性与个别性,而这些属性正是在对立统一之中生成了罪刑关系的立体性。罪刑关系的立体性把握对于罪刑关系理论的丰富和罪刑关系的刑法实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

刑法第四条就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关于平等在刑法中处于什么位置一直备受争议。关于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平等是否能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单位犯罪责任构造的反思与检讨

我国单位犯罪立法实行的是一种"严而不厉"的立法政策,但因对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存在误识,落于在一个犯罪行为的框架内寻求规制犯罪单位和犯罪单位成员刑事责任的窠臼,从而导致立法理念与司法实践的诸多矛盾与冲突。因此,有必要重识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单位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聚合体,它包含两个犯罪:一个是单位成员犯罪,这是实在的犯罪;另一个是单位自身犯罪,这是拟制的犯罪。单位自身犯罪和单位成员犯罪之间密切联系,但是二者并非共同犯罪,而是独立的两个犯罪行为。既然单位犯罪是两个犯罪行为,那么单位与单位成员就是并列、独立的两个犯罪主体,其各自的刑事责任应相互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