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我国现行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着没有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立法、没有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关、权属证书不统一、登记种类不健全、登记法律效力不明确等问题;在不动产登记制度完善时,应建立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统一规则、制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关,采纳登记要件主义的立法模式,确立登记的公信力,建立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制度。     

逻辑转换与制度创新——中国不动产登记瑕疵救济模式的体制性调整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瑕疵救济模式作为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设计直接取决于逻辑基础,即对不动产登记行为性质的理论界定。不动产登记瑕疵救济的基本目标在于登记公信力的排除,但行政程序无法实现对公信力阻却的救济目标,行政诉讼并不具备普遍纠错功能。随着不动产登记行为的行政行为性质向复合性质的逻辑基础转换,我国登记瑕疵救济的选择也应从既有的行政程序模式转制为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制度,采取不动产登记瑕疵救济模式的一元化体制。     

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错误的责任研究

我国《物权法》第21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错误,致他人损害,登记机关应负赔偿责任。本文认为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在今后制定不动产登记法中应进一步细化。文中指出应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明确登记行为的行政行为性质,确定登记机关的国家赔偿责任,探索国家赔偿机制与保险机制相结合的道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利,维持正常的交易制度。     

不动产登记中的损害赔偿责任研究

不动产登记中存在当事人和登记机构的损害赔偿责任、民事和行政赔偿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影响不动产登记损害赔偿责任的因素主要有物权变动的模式、登记制度、登记行为的性质等。应当制定《不动产登记法》,对不动产登记中的损害赔偿责任作出统一的规定;以《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为契机,协调好民事和行政赔偿责任的关系;以《物权法》的登记分类为基础,分清不同的登记错误,明确当事人责任和登记机构责任的区分标准。     

物权登记行政行为的可撤销性研究

物权登记行为制度的法律基础是物权登记具有极强的公信力和确定性,这是维护交易安全,促进资源流通的重要保障,在行政诉讼中,物权登记行政行为的可撤销性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问题。     

公私法交织中的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登记制度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介入和渗透,不动产登记行为是具有私法效果的行政行为,既具备行政行为的各项要素和效力内容,又有明确的"界定产权,便利交易"的私权效用。为切实体现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私权保障功能,对有关公权力的行使应予以限制。登记机构因错误登记产生的赔偿责任虽是行政责任,但又常常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责任相交织,导致赔偿请求人资格、因果关系、责任的划分、求偿程序等问题错综复杂。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均可以成为赔偿请求人;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分析错误登记行为与当事人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在混合侵权场合,司法求偿时不能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分别进行两种诉讼方式,并由登记机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立法缺陷及制度建构

明确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一直是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本文试从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的界定入手,提出将来有关不动产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立法可从统一登记机关、对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的资格准入机制和建立登记人员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对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进行完善.     

我国城市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行政法分析

我国城市不动产采用的是行政登记模式。受法学传统的影响,加之城市不动产登记制度刚刚起步,对该制度的行政法学研究十分欠缺。本文以不动产登记行为的法律性质为起点,根据中央和地方现有立法的规定,从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审查方式、登记行政赔偿责任以及登记资料的查阅与使用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城市不动产制度作行政法上的分析。     

扬州市广陵区房屋登记问题调研报告

房屋登记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制度,它具有维护房屋产权静态安全和保障房屋交易动态安全的功能,房屋登记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真实权利人权利是否受到保护,而且关系到行政登记制度的公信力,但房屋登记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此次调研是在对房屋登记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房屋登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房屋登记制度的立法提出了建议。     

我国香港房地产登记制度的经验及借鉴

我国香港房地产登记制度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他们注重登记制度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查阅服务全面且方便,积极探索登记制度的改革,登记机构的设置注重服务功能,财政安排具有强烈的激励性,法律责任明确、责任财产清晰。我国大陆应当分析借鉴这些经验,从而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发挥不动产登记机关在经济发展和维护权利方面的作用。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之检讨

商事登记制度是我国经济立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商事登记行为的性质为行政行为,更进一步说商事登记行为在一般行业为行政确认行为,但在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风险大对公众影响面较广的特殊行业为行政许可行为。应从商事登记制度的目标和价值入手来界定商事登记必要记载事项的相对统一的标准。商事登记的效力也因主体不同、登记事项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商事登记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有必要予以完善。     

公司登记效力探讨

公司登记的效力取决于公司登记的目的和性质 ;公司登记的主要目的在于公示公司信息 ,以维护交易安全和迅捷 ;公司登记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 ,行政确认行为的服务性体现了现代行政行为的时代特征 ;证明效力、公信效力、对抗效力构成公司登记效力的具体内容。     

社会团体登记制度反思

中国社会团体管理采取的是双重许可制度，包括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制度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制度。对于前者的批判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后者的反思却尚未开始。社会团体登记中应当包含行政确认的内容，也应当包含行政许可的内容，即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社会团体层面来看，社会团体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法人型社会团体层面来看，法人型社会团体的登记属于行政许可行为。澄清这一概念，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团体登记制度，明确从何处改革现有的制度，并提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正视社会团体登记权的边界和限度。     

社会资本视角下地方政府行政潜规则与信任危机刍议

行政规则的规范和信任资本的积累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行政规则的运作会影响信任资本的发展,而信任资本的状况也会影响行政规则的效力。行政潜规则的存在会弱化显规则的效力,削弱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必须完善行政规则体系,提升信任资本,通过行政规则和信任资本的良性互动循环增进地方合作治理的绩效。     

行政法视野下的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

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在性质上是一种公法行为而非私法行为,准确地说是行政行为。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在行政行为的类型上属于准法律行为的行政登记行为。作为准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并不能直接产生私法效果,需要在已经形成的私法关系基础之上结合登记行为才能产生私法效果,但能直接产生公法效果。对于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织的案件,当事人可直接就民事纠纷提起诉讼,根据民事确权的内容申请登记机关重新登记,无需进行行政诉讼。     

我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制度因素及对策思考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体现着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政府公信力包括自信和他信两个维度.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是行政权力分配不够合理、公共政策过程不够科学、民主参与制度不够规范、权力监督制度不够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备以及问责机制不够健全.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赖于国家各项制度的健全与发展,因此,必须在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合理分权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监督制度、改进管理制度等方面下功夫.     

网络个体经营者商主体资格之辩

经营者开展营业活动须经商事登记,取得商主体资格。但现实中,大量未登记的网络个体经营者却在从事营业活动,对现有强制登记主义和商主体资格认定标准提出了挑战。"证照分离"改革后,商事登记确认的是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和一般经营资格,其目的在于获得公示公信效力,是商主体成立的对抗要件,而非成立要件,其实质是行政确认,而非行政许可。为适应网络交易的新趋势,我国应当完善商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除商事登记外,还应当引入营业能力标准,将平台登记的作为商事登记的有益补充,进一步细化豁免登记的要求,承认未登记网络个体经营者的商主体资格。     

商事登记在民商审判实践中的证据效力问题研究

在商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商事登记审查制度也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在此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2006年1月1日修改后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商事登记审查制度由原来的实质审查制转变为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制，这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为法官提出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确定商事登记证据效力的难题。法院为维护自身证据规则的统一，必然要面临形式审查状态下的商事登记的司法证据效力与商事登记公信效力冲突等问题。在以形式审查为主要审查制度的状态下，法院在民商审判实践中应该以司法独立认定和司法认定独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禁止反言”原则或“自食其果”原则等确定商事登记的证据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