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裁决的司法变更权应属谁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的授权，以中间人的身份，依照一定的程序，裁决平等主体之间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争议的行政行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裁决、对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等。行政裁决尽管是行政主体（包括一般行政机关和专门行政机构）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却以裁决对象上的民事性与其它具体行政行为相区别。且又正因为行政裁决是具体行政行为，故又以裁决范围上的授权性和处理结果的非终局性与民事司法行为相区别。行政裁决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对由于行政裁决引起的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需采取与审理其他行政案件相…     

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与司法裁判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政府采购行政裁决被试点用于处理政府采购投诉,借助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职能,很好地解决了政府采购中的各种争议。现行法律制度下,可以对行政裁决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使裁决机构面临着被司法机关审查的情况,与通常情况下裁决机构不成为司法审查对象的行政裁决机制设计不相符。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的职能,有必要将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机制的职能定位为处理平等主体间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及履行纠纷的程序,完善其调解、处理损害赔偿纠纷等各种功能,逐步向着准司法化的方向予以改革,完成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程序与司法裁判程序的直接衔接。将政府采购监督检查职能、与行政合法性相关的举报投诉处理工作及行政处罚工作与行政裁决相区分,在行政裁决之后取消行政复议,不将行政裁决机关作为司法裁决程序的被告,优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不服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的诉讼,延长行政裁决的期限,赋予行政裁决结果的可强制执行性,推动提升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我国行政裁决制度之批判——兼论以有权社会机构裁决替代行政裁决

行政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行政裁决制度具有简便、高效、成本低廉、易于接近等优势。然而,行政裁决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却在不断萎缩。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这种矛盾,暴露了行政裁决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行政裁决制度在性质界定与所涉权力分工、实效性、经济性、结果效率性和利益性等方面都存在本质缺陷,背离了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同时,试图通过修补相关制度对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进行改造也不可行。另一方面,有权社会机构裁决符合权力社会化的理念与趋势,且能弥补现有行政裁决制度的本质缺陷。因此,应当解构行政裁决制度,以有权社会机构的裁决来替代现有的行政裁决。     

WTO与我国行政裁决制度公正性研究

WTO要求建立对行政行为客观公正的审查制度 ,但是我国当前行政裁决制度在保障公正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与WTO的要求和我国的入世承诺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因而完善我国行政裁决制度 ,保障行政裁决的公正十分必要。本文从行政裁决机构和人员以及裁决的程序方面分析了如何保障行政裁决的公正 ,并在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非内国裁决的法律性质辨析

在国际商事仲裁的一般立法与实践中,按照裁决地点的不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可以分为本国裁决与外国裁决。而《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仅指申请人向裁决地法院申请执行在法院地国境内作出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它既不是本国裁决,也不是外国裁决或者无国籍裁决。我国现行国内法还没有对外国常设仲裁机构适用其规则,且将仲裁地点设在我国境内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仲裁裁定的依据值得进一步推敲。     

国际经贸仲裁和法院审理程序上的区别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和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程序上的不同点:1.就性质而言,国际经贸仲裁机构是非官方性质,它所作的裁决不体现一个国家的审判权,而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国家的审判权。     

浅析北京2008奥运仲裁裁决国籍问题

2008年奥运会将在中国北京举行,国际体育仲裁院(ICAS)届时将在北京设立特别仲裁分院,它所做的裁决就是北京奥运仲裁。它是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领土上依据其规则所做的仲裁,对于这样的裁决,国籍如何确定很值得研究,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奥运仲裁裁决是否可以顺利地在中国承认与执行。     

国外仲裁机构裁决不等于外国仲裁裁决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没有将“国外仲裁机构裁决”与“外国仲裁裁决”概念作出明确区分,致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了一些相互抵触的裁定。外国仲裁裁决应指在我国境外作出的仲裁裁决。此项裁决既包括由外国常设仲裁机构管理下由仲裁庭在我国境外作出的裁决,也应当包括临时仲裁机构(庭)在我国境外作出的裁决;外国仲裁机构裁决并不等同于外国裁决。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仲裁地点是否在我国境外。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外作出的裁决为外国仲裁裁决。如果仲裁地点在我国,则仲裁庭适用该外国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作出的裁决是我国仲裁裁决,而不是外国仲裁裁决。我国法院对该裁决享有撤销和拒绝执行的双重司法监督。我国现行立法与实践对外国仲裁机构裁决的国籍的定位不十分明确。应采用国际上普遍适用的仲裁地点决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将《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的“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修订为“外国仲裁裁决”。     

入世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WTO 反倾销协定第13条规定了成员方的司法审查义务,即:“国内立法含有反倾销措施规定的各成员,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或程序,以特别用于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1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此种裁决机构或程序应当独立于负责所裁决或者复审的主管机关。”据此,反倾销司法审查是指由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对反倾销主管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相关的国际协定和国内立法所进行的审查。我国在入世后,依据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承诺,积极构建反倾销司法审查机制。2001年11月26日颁布的反倾销条例(该条例于2004年3月31日修订)及2002年12月3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了较明确的规定,由法院对商务部的反倾销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论我国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现有法律在国籍认定标准上采用的是裁决机构所在地,而国际社会通行的是裁决地标准。认定标准的不一致导致在实践中出现许多矛盾和困境。本文对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和适用进行分析,明确我国应采用《纽约公约》的规定,以裁决地作为认定国际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     

国际经济法的缘起及其效力——以市民社会与法的内在逻辑为视角

国际经济法乃是随着国际市民社会的产生而逐步产生的,在古代社会和近代国际强权政治体制下都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得以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国际市民社会成员在通过相互经济合作与交流过程中为自身私人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规则需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维护国际贸易与利益共同体存在的一般利益诉求.国际经济法作为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市场主体在长期的外贸合作中所形成的交易惯例和贸易规则,作为这些成员通过多边谈判所达成的彼此共守的行为准则,它所调整的乃是国家间及国际贸易主体之间的具有私法意义的经济利益关系.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则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和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机制.     

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多元视角

当代国际经济法应该具有多元开放的法学视角和理论进路,例如,法律视角、经济视角、政治视角、历史视角、人权视角、哲学视角、发展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等等。Jackson的实用主义宪法制度分析、Petersmann的理想主义自由宪政分析、Qureshi的全球化多元综合法律分析为国际经济法学术领域的三种主要视角。国际经济法的理论多元标志着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走出理论的幼稚和贫困,迈向理论的成熟和繁荣,进而超越概念之争,进入理论之争,乃至开启范式之争。     

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初探

中国解决国际争端大体上运用外交方法,而没有利用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去解决重大的国际争端。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综合运用外交和法律方法解决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国际争端。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探讨

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由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两者间的联系与区别而形成两个独立的专门法学部门。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不同主张及不同认识的结果预测为国际私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法,而又是并行发展的两个专门法学学科。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经济法

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危险性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产生了质疑,某些现行国际经济法制度的缺陷也日渐显露。WTO体制内各国保护主义可能抬头,国际金融体系的破绽使得加强监管和完善体制成为当务之急,从而弱化了自由主义色彩。国际经济法律秩序面临重组,这给各国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是在全球性经济衰退到来之际,新自由主义所体现的国际经济自由和开放仍然十分重要,其制度性的缺陷可以通过在危机之际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得以修正。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所以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对于中国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成就,中国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和秩序的重组中也获得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创制的难得机遇。     

经济一体化与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经济一体化必然推动各领域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内部整合及其与有关社会领域国际法律规则的外部连结。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助于形成内外联系紧密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然而,究其实质,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利益驱动的结果,因而,发展中国家应力争对该一体化进程实行适当的控制。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也要求对国际经济法律问题采取综合研究的方法,并更为广泛、更为密切地涉及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及国际劳工法等其他相关的法律部门。     

论国际法与和谐世界

利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是法学家们的崇高理想,国际条约是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方式,推进国际经贸发展与解决经贸冲突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措施,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目的在于谋求国际和平与建立和谐世界,从谋求国际和平到建立和谐世界是国际法目标的超越。“国际法—国际和平—和谐世界”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犯罪的防治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犯罪问题的全球化。当前,跨国犯罪问题日趋突出,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司法协助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显得非常迫切。跨国犯罪具有跨国性、有组织性、犯罪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此遏制跨国犯罪必须进行国际司法协助,这就要求国家间在立法、相互交流信息情报、引渡跨国犯罪罪犯、监控追缴赃款赃物上进行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在打击跨国犯罪上还存在立法不够完善,自我保护意识太强,反洗钱机制不完善,有政治分岐和种族偏见等问题。各国应该发挥国际合作精神,采取措施解决以上问题,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     

法律交融中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公法与私法交融过程中生成的行政诉讼特殊类型。在我国法制语境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并做出裁决,以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易权益的具有专项性、涉外性与国际性的诉讼活动与制度。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特定的制度结构、主体结构与利益结构。考察其影响,它具有国际法定义务履行功能、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国际贸易权益救济等复合功能。     

论“国际行政”类型界分

国际行政法概念的前提是所谓“国际行政”的存在.通过对全球治理中不同类型的规制主体进行理论界分可以对国际行政做出适当的阐释,划分的标准为主体的固有特征及其权力行使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把国际行政划分为国际组织的内部行政、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政、私人机制国际组织的行政、公私混合型国际组织之行政、基于国内官员之间合作安排的跨国网络实施的行政、一国国内当局实施的涉外行政等六种.事实上每一种形态都包含众多的跨国规制机构,这只是选取其中最为典型的跨国规制机构重点进行阐述.当然,这种界分是一种为便于研究的相对理想化的做法,在实践中,许多形态的规制机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晰,或者是相互重合的.这仅仅是试图对国际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关系类型化的一种尝试性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