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野下算法决策的范式升维

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呈活跃态势，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案件数居于前列的罪名。对此，司法规则体系及时调整，明确传导司法限定的基本立场，但效果尚不明显，亟须在构成要件和竞合处断两个方面作进一步强化。按照司法限定的基本立场，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要着重把握被帮助对象的准确查证、主观明知的严格认定、罪量要素的妥当把握等问题。就竞合处断而言，要根据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妥当划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范围，准确界分其与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以共犯论处的情形。     

实证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论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论研究重心已逐渐从早期的罪性之争转移至探究本罪的解释与适用,主要是"明知""情节严重"与"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解释与适用。本罪的"明知",仅指明确知道,在行为人否认"确知"或辩解仅"疑知"时,应结合相关认定标准,通过司法推定方式证明其"确知"。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应从非法获利状况、帮助行为情况、帮助下游犯罪造成的损害以及再犯罪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关于"同时构成其他犯罪",不应对此处"犯罪"进行限制解释;本罪可以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但最终仍应根据本罪第3款规定择重罪处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困境与应对——以114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后续配套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打击日益猖獗的新型网络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经济有序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实务经验分析发现，该罪在司法适用和刑法规制上，仍存在困境。通过节选114份相关刑事判决进行分析，引述个别判例裁判观点，总结造成上述困境的“致病因素”，即系“明知”过于认定主观、“帮助”情节标准差距、“上游”犯罪论证不足，上述“致病因素”最终致使该罪沦为网络犯罪的兜底处罚。要解决上述困境，应在锁定上述“致病因素”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直接措施改进该罪的司法适用条件；另一方面，考虑长远措施以完善该罪的刑法规制设置。以期在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方面，实现“标本兼治”。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与适用

自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伊始,学界聚讼纷纭。基于此,可在明晰帮信罪立法背景的基础上,将本罪界定为帮助行为正犯化,同时剖析作为本罪核心要件的“明知”和“犯罪”,得出“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两部分、“犯罪”应被解释为“符合犯罪行为意义上的广义犯罪”之结论,实现对本罪司法适用环境的优化,提升本罪定罪量刑之效率与精准度。     

论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施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开始走入公众的视野。这是立法机关遏制网络犯罪猖獗态势,保障公民生活安宁状态,助力创业创新发展的必然之举。为了实现该罪名的应有作用,有必要阐明刑法规制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原因和路径。从分析当下我国网络安全的现状入手,梳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并结合立法参与者提供的立法理由来探寻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进行规制的原因。同时,通过解构现有刑法理论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体系定位,并借助同中立帮助行为的界分,与既往司法解释的关系,来廓清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规制路径,以期能够推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有效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与依附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刑法新增罪名，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但不能否定，帮助行为正犯化后具有了独立化立法属性的同时，其作为帮助行为的自然属性依然存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不能绝对独立地脱离于被帮助对象。司法实践中，应当同时把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和依附性，通过“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强调依附性和帮助属性对本罪独立性外延的限缩，关注被帮助对象是否实际利用了帮助行为产生的作用力，不能仅基于违法数量的叠加而将帮助违法行为径直入罪，且应允许对本罪“积量构罪”推定规则的反证。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网络犯罪的法律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三种网络犯罪,旨在规范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净化网络空间。在法律适用中,应合理界定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来源与内容;应将第287条之一中的"违法犯罪"解释为"犯罪";应以行为人对于他人犯罪是否具有认识来界定中立帮助行为与帮助犯之间的区别。同时,应明确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体是狭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主体是广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仅限于实际知道与有理由知道,而不包括"应知"。为此,就要清理同新增网络犯罪条款存在冲突的相关司法解释。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相关问题研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不应该被视为共犯从属性之突破,其从立法原意上、形式上及实质上均以被帮助者实行了网络犯罪为前提,其仍坚持共犯从属性之理论。网络犯罪帮助犯的成立,形式上增加"情节严重"之要求;实质上需以折衷说为基础结合危险分配理论、信赖利益原则、法益衡量等因素综合考量。原则上并未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只有符合形式与实质之要素,方属可罚,故其并未扩大刑罚处罚之范围。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疑难与教义学表述

生效案件已经暴露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罪质不明、追诉标准阙如、司法竞合处置有失妥当、积极适用的司法导向淡薄等问题。基于“利用信息网络”的行为特质,应明确《刑法》第287条之一的网络独立预备犯之立法旨趣,是一般性罪名,起基础性的规制功能,取代《刑法》第287条发挥司法兜底之用。不宜限制解释“其他、等‘违法犯罪’（信息、活动）”,扩张解释更符合第287条之一法定的相对有限的一般性规制功能。“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是限制刑罚处罚的提示性规定,本罪在实践中与关联犯罪的实质竞合概率应极低。应确认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的具体法益内容,固化其释法机能。应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追诉情形,注重通过案例指导制度提供持续性的司法供给。     

商业判断规则司法实证观察

网络黑灰产活动通常指称具有一定独立性、常业性的非法牟利型网络违法犯罪。利用对传统犯罪立法进行合理扩张解释的方法，能解决相当多网络黑灰产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但也不应过度依赖扩张解释方法，对相关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在合理限度内。当传统犯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能规制网络黑灰产犯罪时，可以按手段行为入罪，适用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或妨害信息网络管理秩序相关罪名，后者对惩治新型网络黑灰产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立法有不足之处，司法实践中存在泛化适用问题。妨害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犯罪是具有积量构罪构造的独立犯罪，不应以共犯或预备犯的构成条件来限制其适用。同时，为了避免司法实践中对其泛化适用，对相关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居民身份证犯罪的法律适用分析

居民身份证犯罪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行为即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罪与非罪界限、本罪与类似犯罪的区分、既遂、罪数问题；其二为利用居民身份证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罪名认定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区别。     

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之应然主体

对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体范围的理解和适用,见仁见智。以罪刑法定为指导对本罪主体进行法条解析：本罪之应然主体以“身份说”为主,兼采“职权说”,皆以负有查禁犯罪的职责为前提。查禁犯罪活动是从调查、发现犯罪人或犯罪事实开始,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这一过程的活动。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各级党委机关中的政法委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之主体。     

认定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毒品犯罪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罪名，对规定该罪之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有助于有效打击包庇毒品犯罪分子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活动，但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存有的一些不明晰认识却又妨碍着其具体适用，故从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出发来分析其在司法认定与量刑方面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意义重大。     

论中国大陆(内地)电信网络诈骗的司法应对

中国大陆(内地)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愈演愈烈,"徐玉玉"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为共识。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定罪问题,因非法获取财物是犯罪目的,故通常首先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也要考虑犯罪竞合问题,在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下,妥当解决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同类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关联(行为方式)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纯正网络犯罪的区分。电信网络诈骗往往表现为共同犯罪或高级的犯罪集团,既要严格掌握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以及具体形态,也要依照规定解决共同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准确体现从严打击精神。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共犯的意思联络、关联犯罪的明知等认定问题,要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理念,由客观证明主观,优化证明方法,合理运用推定制度。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理解与适用

恐怖活动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资助、招募和运送人员的行为为恐怖活动犯罪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为有效打击上述行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九)》对其罪状进行了扩充并更名为帮助恐怖活动罪。这就需要通过对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立法流变、性质、内容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类型化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带来的司法认定困境,为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提供建议。     

股东优先购买权中转让股东“反悔权”的证成与构建

网络犯罪分工日益细化，形成了“流水线”式作业分工，滋生出与之相关联的黑灰产业链。黑灰产业为网络犯罪“输血供粮”，危害严重，对其如何加以有效规制，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必须面对的问题。立足当下，对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的刑事规制应立基于积极解释的立场，用足用好刑事立法现有规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堵截性罪名，并注重实现刑事规制的罪刑均衡。着眼长远，针对当前刑事规制的困境，应当注重分析相应黑灰产滋生的原因，完善相关前置法律，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真正实现对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的有效规制。     

当前司法实践中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认定的思考

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犯罪化,但司法实践中以该罪名定罪的案件数量很少,效果并不理想。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出台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司法适用难题,但从该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看,还有一些概念仍存在争议,需要从法理与实践视角,对该罪的犯罪构成、司法认定等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寻衅滋事罪犯罪客体的新定位

2013年11月“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解释》第五条规定了将利用信息网络编造虚假信息、恐吓他人等手段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此规定引发了较大争议,部分学者和司法界人士认为本《解释》是对寻衅滋事罪犯罪客体做了类推解释。文章从寻衅滋事罪的理论来源、立法定位、法律解释等角度来论述新的社会环境下寻衅滋事犯罪客体的定位,希冀为司法实践中适用寻衅滋事罪提供一定参考。     

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适用

传统犯罪在网络空间的兴起和发展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犯罪常态。借助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当前我国网络赌博犯罪呈现出严峻态势,其中又以网络开设赌场犯罪较为常见。建立"赌博网站"或"赌博微信群"是典型的网络开设赌场行为,赌博游戏软件在运营中因违规操作而为他人赌博提供平台的,属于非典型的网络开设赌场行为。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适用,要贯彻企业家保护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赌博违法犯罪治理政策。在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定性中,开设、赌博、赌场、抽头渔利是核心要素。关于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量刑,要侧重从社会管理秩序、赌博游戏软件的属性以及行为人开发该软件的目的等方面对案件的不法程度和责任程度进行实质评价,不宜采用传统开设赌场罪的量刑思维和"赌博网站型"开设赌场罪的量刑标准。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帮助取款行为进行准确定性有利于把握整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高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和相关犯罪的打击精准度。对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应当重点从诈骗行为既遂时间点、帮助取款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事前通谋”的认定等关键要素来分析探讨,结合承继共犯理论对帮助取款行为进行分类认定,以此在司法实践中厘清帮助取款行为是成立诈骗罪共犯还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