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南海政策的新调整：动因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南海政策调整越发明显。政治层面,德国除了在欧盟框架内发声,还越来越频繁地就南海问题独立表态;外交层面,德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由经贸合作向安全议题合作拓展;军事层面,德国海军的南海地区行动从谨慎克制向追求积极有为转变。德国南海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国家层面安全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驱动,也有地区层面国家竞争和区域利益的共同作用,还有国际层面的威胁认知和“全球力量”身份塑造的推动。然而,德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分歧、军事能力和社会民意的限制、价值观外交路线和对华经贸关系的制约,都将成为德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阻碍因素。中国应密切关注德国南海政策动向,在稳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拓展在人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转型等议题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德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的转型——基于对外政策学习理论的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了“时代转折”。本文基于综合的对外政策学习理论框架，分析2022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及其动因。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对俄政策经历了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双重转向，达到了“复杂学习”水平。德国对俄政策实现转型，其动因在于政府内部认知信念发生了转变、盟友的政策扩散，以及吸取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对俄制裁不足的教训，并将2010年后有效制裁伊朗的政策转移至对俄政策。但德国对俄政策学习存在局限性，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克制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是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可能面临的制约因素。     

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

面对地球生态危机、可再生能源全球竞赛及大国竞争,叠加俄乌冲突下的德国能源危机及地缘危机等新形势,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呈现出意愿上更具雄心、资源上更多投入和关系上“去俄化”等新动向。全球因素对德国能源转型政策的影响不断加强。本文通过建构一个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的理论框架,分析以能源安全、发展范式、能源影响力和国际道义等变量为内核的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及其机制,从而理解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运用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分析框架能够理解、预测德国能源转型政策。鉴于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国际政治影响不断显现及外溢,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分析进路将对更多国家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具有解释性。     

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冲突

统一后的德国在应对冷战后数次重大国际危机时的外交决策显现出了来回摇摆的特点.本文应用对外政策分析角色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德国在面对冷战后几次战争时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指出德国政策的摇摆是其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角色冲突的体现,德国外交的角色冲突最终是通过以宪法法院判决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共识得到控制的,然而只要外部对德国的角色期望和德国自身的角色认知不一致,以及德国所遵循的国际社会行为规范处于变化之中,德国就会依旧处于国家角色冲突之中.     

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

2016年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的政策宣示以及德国近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行动都表明,德国正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包括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2014年1月"慕尼黑共识"宣示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延续。本文依据"文明力量"概念对白皮书内容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德国未来将更加积极而又经常性地参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应对,而且灵活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情形会有限增加。虽然这可能会更多地发生在"临时合作"的框架内,但是德国"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且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和法律条件以及民意的约束。     

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对俄外交战略溯源——“雅盖隆思想”的复兴与波兰东方政策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采取强硬的对抗与遏制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理解这一外交战略，需要回溯波兰政治文化遗产“雅盖隆思想”及其指引下的波兰东方政策。在战略文化的层面，雅盖隆思想是对作为波兰历史“黄金时期”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追溯和沿用；在地缘政治的层面，雅盖隆思想强调波兰东方政策的传统，主要战略意图是防范俄罗斯，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影响，进而与东部邻国共同建立反俄联盟。19世纪以来，雅盖隆思想共经历了三次复兴。冷战结束后，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使用。波兰借助雅盖隆思想的文化基础与俄罗斯争夺对俄波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力。俄乌冲突以来，波兰已经成为塑造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继续强调波兰对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构想和将这一思想变为现实的雄心。但是，雅盖隆思想的复兴无助于弥合目前波兰与俄罗斯分裂的地缘政治主张与利益分歧，甚至会加剧欧洲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     

言行一致还是言行背离：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逻辑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冷战后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发展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居于次要地位。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利益的非中心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德国作为国际秩序新的“构建力量”的角色定位，表明德国是一支不断发展的力量，其心态与式微的英法有所不同。     

俄乌冲突下日本的外交政策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长期处于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日本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日本政府不仅谴责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还与欧美等国联合援助乌克兰,并阶段性地强化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日本的外交举措在双边层面上直接导致日俄关系显著恶化,促使日乌关系迅速提升,亦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在多边层面上则推进了日本与G7国家的协作,加强了日本与北约的联系,也导致日本加大了推进印太战略的力度。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推进了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步伐。日本政府破例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头盔等非杀伤性军事装备,首相岸田文雄也破例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首次访问战争地区的最高首脑。     

德国外交文化解析——以德国的叙利亚政策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公民教育与历史反思的德国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嬗变。两德统一后,摆脱了冷战格局束缚的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西方盟友对德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责任的期待也相应上升。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调整趋向: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多边主义"原则以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所加剧。然而,德国政界加强国际参与的意愿与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及使用武力的谨慎态度仍在反复拉锯。德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文化的延续与调整的特点。     

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 ,欧共体共同对外经济政策和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强化 ,欧洲联盟 (欧共体 )日益以“民事力量”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 ,欧盟通过了一系列条约修订案和决议 ,决心发展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逐步建设欧盟的自主防务能力。但是 ,欧盟这个“民事力量”的军事化尚不意味着欧盟国际身份的根本转型。在一定程度上 ,军事化是对冷战时期欧盟能力缺陷的一个填补 ,从而帮助其更加有效地实现作为“民事力量”的使命。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与前瞻

欧洲政治一体化经历了"欧洲政治合作"、"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三个发展阶段,使欧洲国家外交政策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然而因各国外交利益的不同道致欧洲外交政策无法步调一致,因此影响了欧洲联盟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里斯本条约》改变了欧洲联盟传统的外交与安全体系,创造了一个"金三角、两系统"的新格局,亦即建构"新人事制度"、"新外交决策体系"与"新外交行政体系"等,使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体系焕然一新。这种新格局下可能创造出来的外交能量,极可能增强欧盟的外交能力,使欧洲联盟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全球角色,这项变革将大大增加欧洲联盟成为国际政治新强权的实力,未来欧盟亦将因此对国际体系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以上发展值得深入研究与观察。     

俄美太空合作：进程、动因与展望

俄美太空合作既是苏美太空合作的延续，也是双方太空发展需求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缓和为双边太空合作开创了新局面，两国在火箭发动机、国际空间站等领域加强合作。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不得不依赖俄罗斯前往国际空间站，这提升了俄罗斯在双边太空合作关系中的地位。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美地缘关系不断恶化，太空制裁与反制裁频发，太空合作项目接连中断。同时，两国的太空自主力量建设，尤其是美国太空商业公司技术进步，销蚀了太空合作的基础。太空政策理念冲突也阻碍了俄美太空合作的持续。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波及俄美太空合作，太空关系安全化态势逐渐显现。俄美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恶化了太空安全环境，为太空治理增加了难度。     

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

俄罗斯安全观随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呈弹性变化,具有可变性与可塑性。其传统安全观基于“霍布斯意象”的权力导向模式,分为周边和欧洲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俄罗斯在周边主要奉行局部扩张战略,在欧洲国际体系主要奉行权力制衡战略。局部扩张与权力制衡有利于物理力量的积聚与国际平衡,使俄罗斯得以应对地缘不安全问题。但传统安全格局的稳定仍需大国在战略层面的国际共识加以维系。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促成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国际格局。在新的国际情境下,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战略层面的共识成分逐渐向认知层面转化,并开始突破或超越“霍布斯意象”。俄罗斯新安全观呈现不同认知层次的三维投射。随着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呈双向可逆特征：既可以向未来迈进,也可以向传统回归。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欧洲安全秩序重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历史启示

冷战时期，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作为欧安组织前身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第一个成果，是美苏全球均势和欧洲权力斗争共同作用的产物。该文件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具有约束性、清晰性、全面性、对等性的特征，为东西方阵营提供了对话平台与行为准则，起到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冷战后，俄罗斯未能融入西方阵营，欧洲形成了分别以北约的欧洲部分和俄罗斯为中心的两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在全球和地区权力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背离“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推动北约东扩，导致欧洲安全结构丧失全面性、对等性与约束性，两个安全复合体非但难以融合，反而矛盾加剧，成为俄乌对抗不断升温的深层次背景。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冲突使欧洲安全陷入新一轮动荡，欧洲安全机制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欧洲若想重建持久和平，构建共同、平衡、可持续的安全框架，不仅应重温赫尔辛基精神，更需要直面全球和地区权力政治的新现实、新趋势，构建新的权力平衡基础。     

争论中的俄罗斯秩序公正观及其外交困惑

秩序和公正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和外交实践中的核心范畴。苏 (俄 )时期、俄罗斯独立以来对秩序和公正的认识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从深层次看是强调以国家为中心 ,较多关注权力与利益的争夺 ;在国际层面 ,更多关注大国地位的维持 ,对于近邻国家则突出等级制和霸权主义诉求。俄罗斯对秩序和公正 ,也即对国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复杂认知 ,使其外交存在诸多困惑和悖论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德国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基于德国联邦议院海外派兵辩论的分析

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原型,历来强调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与冲突的必要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尤其在1998年政府更迭后,德国安全政策的参数不仅在地理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解释为"前摄性危机预防战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战略",包括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投入使用。鉴于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积极有为也势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相关话语上,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联邦国防军外派的首次议会辩论,以及施罗德关于德国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连同其他议员对此提出的动议中使用的论式进行定义、分类和对比分析,认为从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2005年)到默克尔政府时期(2005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存在着从"战争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德国选择了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结合德国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趋势,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势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行动将呈现继续增强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文明力量"的定位发生根本变化,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