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用征收、公用征用的合法性基础及法律控制

宪法的第四个修正案中有两个条款涉及公用征收、公用征用。本文以公用征收、公用征用的概念为逻辑起点,分析公用征收、公用征用背后的权力、权利关系原理,探讨公用征收、公用征用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及其在整个宪法制度中的制度坐标。在法理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对公用征收、公用征用的法律控制,探讨制定统一的《公用征收、公用征用法》,以期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公用征收、公用征用制度。     

关于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宪法比较

在公民的基本人权中,财产权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对财产权的尊重构成了宪法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对财产进行征收征用的规定当然也成为许多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世界相关国家宪法关于财产征收征用的公共目的、正当程序、补偿及救济等主要内容的分析,结合我国特殊的土地权利市场,指出要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实现征地的合理性和公平性,首先必须在宪法层面完善土地征收征用条款,解决宪法框架内征地制度法律设计的内在冲突.     

《物权法》的实施与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

征收征用是对公民权利的重大限制,各国法律为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都在基本法甚至在宪法中规定这项制度。我国《物权法》对征收征用制度作了原则规定。为严格征收征用的规定和程序,严格补偿的规则,防止行政权对公民财产权的不正当干预和侵害,我国尚需制定《征收征用法》,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土地征用的法律分析——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性为视角

宪法规定土地征用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是当前土地征用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究其原因,无不与我国土地征用法律、法规不完善有关,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公共利益"不同理解致使土地被征用后得不到公正补偿,而且对征收权也没有形成对土地征用权的制衡和有效的司法限制和补救,这些都使得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成了某一特定部分群体的利益。     

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2004年我国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公共利益”的概念和制度。但由于其主体和内容的不确定性,需要对其内涵和外延作出必要的界定。我国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主要体现在征收和征用补偿条款中,但由于普通立法中“公共利益”缺乏明确性及相应的制度配套,导致实践中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和城市房屋拆迁中对“公共利益”把握的缺失和“稀释”,对此,应当通过违宪审查和宪法委托的制度,使普通立法中的“公共利益”具有合宪性和明确性。     

论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

我国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专门针对征收 (征用 )条款而言的。但是 ,从实际的立法看 ,公共利益在普通立法上使用极为广泛 ,并不局限于征收 (征用 )领域。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最特别之处在于其不确定性 ,是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这种不确定性 ,可以表现在其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由于公共利益主张者的缺位以及主张者的不保险性 ,由法律来确认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做法。要正确界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 ,必须厘清公共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 ,以及与公共秩序、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等概念间的关系     

物权法草案中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

关于征收征用制度,物权法草案在规则设计上须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应维持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抽象表达,不必采用正面界定和反面排除的方法来规定公共利益的内涵;二是应区分征收、征用与拆迁等概念,分别规定征收、征用的条件与程序;三是应明确规定征收征用的合理补偿标准。     

宪法上公共利益概念分析

2004年我国宪法修订后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实行财产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些规定引起了学界对公共利益的追问，财产征收征用的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的提法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公共利益如何认定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争论各方．在实践中也引起了混乱，至今未成定论。在宪法层面重新审视征收征用之公共利益目的，结合世界各国立法例，相应立法，从而合理构建我国征收征用法律制度体系。     

我国宪法税收条款刍议

尽管我国2004年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在宪法文本中增加“国家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条文，试图在宪法中确立财产权保护原则，并对侵犯财产权征收和征用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但其全然没有通盘考虑财产权保障的制度设计，宪法文本中缺少对税收权力制约的规范，成为财产权保障之公然缺口。     

物权法草案第49条应当取消——评物权法草案关于公益征收与征用制度的规定

现有对于公益征收、征用制度的认识存在很多问题。公益征收、征用制度传统上属于行政法范畴,我国物权法当中不应该规定公益征收、征用制度。物权法草案第49条是对宪法相关规定的无谓重复,没有实质意义;物权法草案第49条规定的内容不合时宜,应予取消。     

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及其缺憾与完善

中国刑法规定的“没收”分为刑罚性质的没收和非刑罚性质的没收。没收刑制度在中国刑法中虽然予以了保留,但其存在也必然深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完善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制度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废止没收财产刑;二是将没收作为一种独立处分,以“对财产的强制处理方法”的名义单列;三是设立追征制度;四是对没收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规定没收补偿制度和没收替代制度;五是开展刑事没收的国际合作。     

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思考

制定公益征收征用法 ,明确相关概念、界线 ,从而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 ,已显迫切。公益征收征用的对象应包括无形资产和集体所有财产 ;公共利益应定位为不特定多数公众的共享性公益 ,应采用列举式立法例加以界定     

疫情防控中的征用补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量进行的政府征用面临着疫情过后补偿机制的落实任务。厘定征用补偿机制的适用范围成为首要课题。就规范框架所展开的征用补偿机制而言,需要排除"名为征用、实为征收"和"由征用转化而成的征收",并特殊处理国有资产的征用问题。在可能扩充的范围上,可以考虑"名为限制性措施、实为征用"和人力、服务等非有形物的征用。同时,征用导致特定主体的额外"特别牺牲",以及在平台经济模式下电商平台是否可能构成新的征用样态,也值得关注。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法经济学解读——兼论《物权法》第42条第2款及第132条之适用

现行法律未分别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标准,给《物权法》第42条第2款及第132条的适用带来了困惑。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集体土地征收应采取"二元化"的补偿模式;基于法经济学分析,在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假设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应以其市场交易的均衡价格作为补偿标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应分别采用年平均产值、失地农民转业培训标准、居民社会保障标准,作为其收入、就业及社会保障效用减损的补偿标准;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应以延期收益损失作为补偿标准;分别考量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标准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标准,即可确定已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征收补偿标准。     

论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与优化——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价值目标的考量

全国各地土地征收实践中大量纠纷和冲突的不断发生,迫切要求深化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而且,公平与效率作为衡量法律制度优劣的重要尺度,也切实要求深化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基于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共识,结合实践经验和政策指引以及国外制度建设的启示,深化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就是突破现有的制度障碍,遵循公平与效率双重价值目标,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构建农村集体土地征购和出让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体系。     

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新释

比例原则已被全球法治实践反复证明属于人权保障的利剑,必将成为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标准。为了更好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并消除对比例原则适用范围与功能的误解,有必要探寻比例原则在中国的宪法依据。通过解释我国《宪法》中“权利义务一致性”“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法治国”“征收征用”等条款的尝试,均不能很好或完全地推导出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本质在于调整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其功能在于合理确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比例原则内置于权利和权力之中。通过解释我国《宪法》第51条的“权利的限度”条款和第33条第3款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可以得出比例原则在中国具有宪法依据,属于宪法基本原则。     

城市化进程中征地制度改革探析

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而征地制度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征收大量的农村土地。征收土地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是当前农村工作的热点和难点。本文从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入手,对征地制度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政府在土地征收中之角色定位

土地征收侵权表现为超出"公共利益"范畴,未遵循"法定程序",未给予"合理补偿"以及"复合"型侵权四种类型.政府盲目追求政绩,滥用土地征收权,批租现象严重,以地生财等职能错位是造成土地征收侵权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只有转变职能,做好"地"和"人"的工作,既珍惜土地资源,又坚持以人为本,才能避免土地征收侵权现象的出现.     

论“圈地”现象背后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

本文从近期的“圈地”热潮开始谈起,分析了土地与土地权,国家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三组关系,讨论了其对征地的影响,并将重点落到地方政府上面。然后,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论证地方政府“圈地”追求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垄断利润,而是其他一些利益。文章提出了建立一套利益制衡机制以遏制地方政府利益追求,试图以此来规范征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