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特权表征之剖析

表征即特征,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是区分事物的标准。掌握法律特权的表征体系,我们可以把法律特权与法外的所谓"特权"(即贬义色彩的特权)区分开来。特权有七个表征:特权之权利主体范围狭窄,特权就是豁免权,特权优越于普通权利,特权是有法律边界的自由,有些特权不允许转让、放弃,特权者亦需承担特定的法律义务,特权之创设应操于君主或民意机关。     

朱熹之“天”和“天理”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天"和"天理"是朱熹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宇宙之天、主宰之天、天理之天"是朱熹之天的三层含义,"理、气与天命之性"是朱熹天理观的主要内容,追寻大学之道是朱熹天理观的价值取向。朱熹的天理论秉承程颐,并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加严密、精致、深刻,是作为理学代表的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人“反对特权”的历史回顾与现实选择

"特权"现象的存在对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构成了侵犯和破坏,其道德杀伤力极大,社会危害性极强,是一颗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毒瘤"。建党95年来,党在"反对特权"上,可以划分为执政前和执政后两个阶段。执政前"反对特权"是为了彰显政治本色、实现凝心聚力和夺取国家政权,为劳苦大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求翻身解放,赢得人格尊严,享受天赋人权,构建各阶层权利平等的社会关系;执政后"反对特权"则是为了巩固政权,实现政治清明,增进人民福祉,推动文明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当下,"反对特权"现象,要打造防治"特权"的制度之笼,优化防治"特权"的文化生态,厉行防治"特权"的民主法治,深化防治"特权"的体制改革。     

特权之立法精神管窥

特权法律制度是立法者利益权衡的结果,制度背后蕴涵着特定的价值观与立法精神。特权之立法精神不一而足。有的特权制度之设立是为了方便特定职务的履行,有的特权制度之设立目的在于延揽贤士,有的特权制度之设立是出于保护家庭伦理关系,有的特权制度之设立是为了扶助弱者,有的特权制度之设立旨在弘扬道统。     

理·欲·和谐社会

人欲和天理是维系传统政治秩序的一对根本理念。在我国古代,理学家们鼓吹"存理灭欲,"造成"理"与"欲"的对立。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追求生活需求之"欲"不断增强。而今天之"理"的规范力大为减弱,同样造成"理"与"欲"的不和谐。有必要从影响社会道德和国家政治的理欲观的角度,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内涵。     

国际私法上之一般安定性与具体妥当性——以涉外契约问题为中心

国际私法究竟应着重"具体的妥当性"使个案更公正合理,抑或应着重"一般的安定性"使有确定及结果预见可能等,乃千古来法理争论。着重"具体的妥当性"者,即采"最重要牵连关系论"之弹性法则,以符合"案件具体的妥当性"之原则;着重"一般的安定性"者,即采刚性规定之硬性法则,以符合"法律一般的安定性"之原则。当代国际私法则不择一绝对遵从,而二者皆有所采,不过有以"一般安定性"为原则而以"具体妥当性"为例外者,亦有以"具体妥当性"为原则而以"一般安定性"为例外者。于涉外契约问题之表现言,台湾地区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6条乃"一般安定性"之代表,新修正"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0条第2项乃"具体妥当性"之代表(但于第3项以"具体妥当性"补充),此也正显示出"一般安定性"与"具体妥当性"于国际私法之声势变迁。     

从中外几项法律制度分析我国古代人治社会的形成

中国古代是维护宗法等级的工具，规定各种特权；在刑事司法制度上把“礼”规定在“刑”里，行政司法不分，在诉讼制度上轻诉讼，重伦理；在审理依据上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多元化。     

亲属拒证特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纵横考察我国古代和西方古当代的法律规定都存在着“亲属拒证特权”这一制度，但是此制度在我国目前的诉讼法中了无踪迹。赋予亲属拒绝作证的特权，是符合人Jl生伦理和社会道德的，也是有利于司法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本文重点运用法经济学中成本与收益的理论分析得出“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存在的价值和正当性。     

教唆犯性质之检讨与从属性说之提倡

教唆犯性质之理论众说纷纭，主要有从属性说、独立性说、二重性说等观点。反观这些学说的合理性与存在基础，从属性说更为合理，它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理论支撑，符合罪刑法定的精神与保障人权的需要。     

反对特权从规范三公消费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什么是特权？是一般人不能享有的权利。特权的本质就是掌权者或无视法律,或违背人民意愿,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有权好办事,这也是近些年持续＂考公务员热＂的动因所在。一、特权的危害与三公消费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党和政府坚决反对特权,但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部分领导干部仍然存在＂想＂特殊的心理,并积极创造“能”特殊的条件，千方百计地把法定之权演变为法外之权，即特权。     

现代犯罪观:自然权利背后的优势补偿

社会化和犯罪化是抑制乃至剥夺个人自然权利的过程,要使惩罚犯罪具有合理性,必须使个人的自然权利兑换成社会权利;只有社会权利能够给个人带来较自然权利更多的利益,改变个人的生存结构,令其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框架下才具有合理性。在惩罚犯罪时,必须考虑犯罪乃个人自然权利体现的基本事实;而量定责任时,也需考虑自然权利兑换社会权利不能的情形,适度对自然权利所代表的竞争优势给予补偿。     

证人作证问题新解

证人作证问题是民事诉讼的基本问题,也是民事诉讼言辞中心主义的关键所在.关于证人拒绝作证其实是个价值衡量的问题,在涉及案件事实与其他价值冲突时是否一味追求真实,如何处理也值得探讨.证人拒绝作证不是因为其本身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其负有对相关人的保密义务(如医生对病人负有保密义务),所以准确地说应该叫证人拒绝作证的义务.     

绑架过程中夺取被害人财物行为的定罪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对绑架过程中夺取被害人财物行为的处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择一重罪处罚。这一规定对于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对于以其他目的绑架人质的绑架罪却不合理。     

当诱惑遭遇法律——法律的理性精神与程序正义的生活化解读

欲望是罪恶的根源，当我们无法抵御利欲的诱惑，开始放纵我们的行为时，法律的利剑已高高举起。尽管如此，法律的理性精神和程序正义要求，法律对人们过错行为的处罚应当遵循程序，过、罚相当。法律价值只有在程序正义的既定轨道之中才会绽放理性精神的光芒。当你无法抵御诱惑所犯行为恰恰遭遇非理性的力量以及不正义的程序时，你的过错及法律的精神就会被恣意妄为的专横所挟持，当你为你的一念之差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社会的文明与现代也在这种昏暗与混沌之下变得遥遥无期。     

解决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评析

刑法中的事实错误是指对于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主观意欲与客观现实的不一致。与对象错误相对应的是行为偏差。对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错误即具体的事实错误而言,处理对象错误,法定符合说具有合理性;处理行为偏差,具体符合说具有合理性;对于非意欲的结果,不能认为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国外解决不同构成要件间的错误即抽象的事实错误的抽象符合说不具有合理性。处理抽象的事实错误,构成要件没有重合部分的,原则上构成故意犯罪的未遂和过失犯罪的想象竞合,构成要件有重合的部分时,在重合的部分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     

寻找伦理存在的自我——《培尔·金特》中的理性意志与伦理选择

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是一则关于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的寓言,展示了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培尔的“白日梦”是其兽性因子的表达与彰显,培尔的“出行”是对伦理责任的逃逸和规避,是其理性意志处于蒙昧状态、非理性意志肆意膨胀的体现;培尔的“归家”是其理性意识得到提升,克服非理性意志,摆脱兽性因子,向人性因子靠拢的选择,最终成为与兽相区别的、伦理的存在.本文紧扣“白日梦”“出行”“归家”三条伦理主线,通过逐一解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若干伦理结,来试图剖析易卜生蕴含在作品深处的道德旨趣:在受到道德指引、遵守道德准则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意志就会增强,人性因子得以彰显,人会成为一种伦理的存在;如果缺乏伦理意识,违背道德准则,缺乏道德指引,人的非理性意志就会占据上风,兽性因子就会失控,人就会误入歧途,实施伦理犯罪,引发伦理混乱.     

司法亚文化正向功能分析

与主流司法文化相对应存在一种司法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形态是指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西按照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为达到正当或非正当的目的，采用越轨和违法方式从事违反司法理念和原则的行为。司法亚文化有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之分。其正向功能主要表现为：主流文化的必要补充；心理调适；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等。     

论物证技术的理性基础及非理性克服——以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物证信息调控论为视角

物证技术科学的继续发展应当立足于对其理性因素的重新审视以及对其非理性因素的克服。物证技术理性的三大构成,即证明方式变革、基础理论的发展、基础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是物证信息调控理论提出的基础。这种理论可用以分析物证技术在现场勘查的认知模式、操作程式及评价机制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进而为克服这些非理性因素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新世纪青年多元价值观辨析

我国青年群体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倾向,我们应当对20世纪颇为流行的"价值观"进行理性的剖析,对不属于价值观的命题进行辨正,对非理性的价值观进行反思,对错误的价值观进行批判,以便净化被污染的道德精神理念,消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青年在价值观问题上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