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人法的主义之争与中国道路

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的道路殊别，成为两大法系国际私法最主要的区分标志。我国属人法方法从本国法主义向经常居所原则的根本转变，只有放在两大法系属人法之争的背景中，才能明晰其意义和未来演变方向。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都坚持属人法的统一性。前者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后者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追求。本国法主义的历史形成具有单边色彩，它倾向于扩大法院地国属人法的支配范围，伴有对相关法律的道德性的比较判断，借此保障海外国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住所地法主义促使不同国籍当事人的民事身份与地位趋于平等一致，客观上促进了一国的族群融合，其体系性功能稍优于本国法主义。惯常居所原则主要是国际公约的妥协产物，其弊端是割裂了个人与特定国家间的精神联系，销蚀了属人法的精神属性。经常居所是惯常居所的中国表达，但最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经常居所一定的特殊含义。经常居所未来应进一步“住所化”，顾及我国国民跨国流动的现实，实现住所地法主义的价值追求。     

论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在即,有学者提出我国应该摈弃德国潘德克吞体系,而采用“人法”——“物法”二元论体系,更是有“新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之争。笔者看来,皆由于民法典保护人格权的目的与方式的看法不同而引起。本文试从人格概念的沿革及各国民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方式来探讨我国应如何保护人格权。     

对经济法中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

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可以引申为制度与学说之争。而争论的结论是学说对制度的促进,本文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出发浅析了经济法的创新和发展,并提出几点建议。     

浅谈家族主义法的发展与影响

家族主义法是中国封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家族内部成员等级制度,强调家族连带责任的行为规范,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统治秩序的稳定.本文从家族主义法的发展和对封建法律的影响两方面对家族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国家出资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与法律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新一轮修改引入“国家出资公司”可以促进公司法的功能扩展和回应国企改革发展需求，但也凸显出既有公司治理的规则局限与法理匮乏，修改草案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的治理模式选择应当跳出本位与主义之争的窠臼，建构和完善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在此理念下，宜将董事会定位为国家出资公司的“决策机构”，以利于其扮演好多种角色。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法律制度保障，需要厘清公司法作为“公开运营法”之功能，以促进公司制企业从“暗箱”变为“明箱”；同时以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建构的重心；在立法技术上以机构间分权为手段，对董事会采取概括授权，对其他机构采取限定授权；并且，为避免多头问责的弊端，应构建统一的监督问责机制。     

中国人权研究的主体性觉醒与省思:1978—2018

从1978到2018年，中国人权研究从“姓资姓社之争”到“人权属性之争”“人权主体之争”“人权首要内容之争”“主权与人权之争”，在“批判西方”中逐步走向“对话西方”；进而到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和话语的自主塑造。这是人权研究逐步摆脱阶级话语，克服中西话语对抗，艰难确立中国人权研究主体性自觉的演进过程，也是人权研究“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语式和研究方法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今后的人权研究仍要极力关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相互交织；“引介移植”与“自主塑造”的辩证；抽象演绎与具体人权研究互为犄角；人权话语与叙事研究的创新。     

日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法治主义论

法治主义亦称“行政合法性原理”或“法治行政原理”,一般而言,法治主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的规范原理或制度,它意味着行政权的活动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担当者）的恣意”,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与自由。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法治主义是行政法得以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从日本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法的法治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涉及行政与法的关系、法治主义的模式、法治主义的实证发展以及法治主义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一、行政与法的关系日本行政法…     

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科,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然而发展迅速的经济法也存在诸多现实的与精神层面的不足,就此,本文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角度对经济法的发展试作研究。     

警惕村官腐败压制村民自治

近年来在一些农村，部分村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和家族、小团体牟取利益，日渐异化为与村民群众对立的特殊群体。村官腐败、小官大贪的案件频频发生，其背后则是错综复杂的“小圈子”或家族宗派间的利益之争，其对以村民自治为主要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极大危害，暴露出的监督缺位等问题引人深思。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兼论刑法谦抑实现的必要性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出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无疑是当下社会大众对刑罚制裁机能无比依赖和迷信的有力证明。帮助国民树立正确的刑法价值观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首要途径。刑法谦抑的实现有助于转变国民的刑法观念和刑罚观念,对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成因和法律价值的平衡为出发点,探讨刑法谦抑的实现之于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重要意义。     

宗法家族组织与中国专制政治

本文从中国宗法家族组织的起源和沿革、以及家族制度下中国人之国民性格等方面论述了宗法家族组织与中国专制政治的关系，结论是：宗法家族组织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理想土壤     

从地震报道看日本传媒的操守

毁灭性地震、毁灭性海啸、灾难性的核泄漏、数千次余震…在数十小时之内，灾难重重叠叠袭向日本太平洋西岸的东北地带。在这危急时刻，人们见证了日本公共传媒的专业主义和人文情怀，正如《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所言，日本公共传媒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掘出“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加快保障性住房立法,以法制形式推进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

本文从今年两会期间热议的我国亟需改善的国民住房保障问题引开思考，立足于我国目前日益尖锐的高房价与民众基本住房保障权利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以“法律治房”取代“政策治房”的思路，呼吁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保障法》，对我国住房保障制度体系进行重构，尽快将国民住房保障导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范畴，纳入国家法制化的轨道。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的限制豁免主义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习惯法规则,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限度历来有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之争。二战后限制豁免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接受,但其中的行为区分标准仍存在着问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限制豁免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此种国际环境下,中国也应当调整自己在国家豁免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政策网络理论综述

政策网络理论的产生源于多元主义与统合主义两种理论之争,英美学者视政策网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协调模式,欧洲学者则将其视为介于官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治理形态,还有学者将网络理论视为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本文从政策网络功能角度出发,就目前学术界关于政策网络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做出大致的罗列,希望能够为政策网络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脉络。     

《法学评论》2007年总目录

法理宪法行政法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童之伟2.3从动力来源看中国宪政现代化的模式汪生太程乃胜2.13…………………………………………………………立宪主义语境下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兼评《物权法(草案)》合宪违宪之争刘志刚2.20………………………………………………………………“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秦前红涂四益3.3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析———以“宪法诉讼法草案”为对象周叶中祝捷4.3……………………………………………………………法学家的力量———评西方法学家对法制发展的贡献………     

宪法国民健康条款的规范阐释

国民健康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国家对国民健康领域的干预也日益深化，确立“依宪治理”的健康治理理念尤为重要。经过长期的宪法变迁，健康权利在宪法上逐渐获得确认和保障，健康保障模式和制度体系也趋于完善。现行宪法中的国民健康条款构成健康依宪治理的根本规范，包括国民健康的总领性条款、预防性条款、服务保障性条款以及健康推进的组织性条款。这一规范体系主要通过指明健康立法的方向与重点、确立健康政策的原则与目标、推动宪法与部门法的协同实施、明确健康保障的责任主体，发挥规范效力。伴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需要构建宪法国民健康规范的多维实施路径，发挥其对健康治理的规范与制度功能。     

基层红头文件打架苦了谁

不久前，一则有关国家两部委关于《魔兽世界》（燃烧的远征）审批的行政执法权之争，引起了社会的热议。笔者在基层调研发现，类似《魔兽世界》背后权力之争的现象，在当前并非个案，尤其是基层“红头文件”打架屡见不鲜，暴露出行政部门权力范围不明确或利益调配不当等问题。这种“冲突”或“打架”，往往由普通群众或弱势群体埋单，值得警惕和防范。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研究范式——以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为例

本文运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 ,对休谟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划分进行了扩展研究 ,完成了休谟这一理论从绝对理性的本质主义向相对理性的非本质主义的过渡 ,并以非本质意义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为基础 ,以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为例证 ,提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范式的两种“理想类型” :还原与解释 ;推展与原创。作者认为 ,依照这两种“理想类型” ,就能厘清目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方法的盲目和混乱 ,在解释与对话中确立起码的规则 ,从而深化思想的研究 ,推动思想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