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与人民监督员监督方式的构建

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价值在于保护人权,防止警察违法取证,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意义入手,阐述了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关系,并在非法证据排除活动中引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理念,进一步完善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     

浅析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在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入手,从三方面分析新刑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完善,深入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取得的突破性进步.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上诸如"侵犯合法权益"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用语较为模糊,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应限定在宪法、基本法律、一般法律;我国应构建一种以民事取证手段违法排除加例外,例外以利益衡量具体判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析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英美普通法系,尤其在美国得到极大的发展。“威克斯案”标志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诞生,它宣告：“违反第四修正案的保护、通过不合理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不能在联邦法庭上使用以反对被告人。”鉴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舶来品”,我国相关法律理论也深深受到西方证据理论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证据规定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是适用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对象．排除规则排除的是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可能性。非法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其他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取的证据。绝对排除、相对排除和可补正的排除是排除规则的三种主要的法律后果。证明责任的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根据两部证据规定的要求,口供和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最后,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必须优先处理被告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典型案例分析——以J省D市司法实践为样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J省D市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结合案件情况和实践经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探索了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路径:运用多种方式联合证明取证合法,以庭前会议作为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制度支撑,并通过印证规则判断证据真伪及证明力大小.刑讯行为之界定需要结合“痛苦规则”进行个案分析,“刑讯”是因“逼供”是果,并非所有刑讯行为均会导致排除有罪供述的后果.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现代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而非法取证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侵犯了宪法赋予涉案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立法确立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终极救济制度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推动和促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规定的现实化,遏制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对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搜查、扣押或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对于行政案件待证事实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如果缺乏合法性,就应当被排除在行政诉讼证据外或者被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通行的诉讼法原则,在行政诉讼领域,因双方地位不同,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运用显得十分重要.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宪政之维——以中国宪法文本为基点的思考

仅仅从证据类型和取得方法的角度区分刑事非法证据,其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只有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置于公民宪法权利条款的统摄之下,才能使这一规则获得恒久的动力。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权利之中"真实损害型权利"的存在。深入阐释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公民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回归根本法,对侵犯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刑事非法证据作出理论上的梳理;更重要的是,需要可操作的方式来厘清公民宪法权利与刑事侦查取证权之间的边界,在这一点上,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能够为之提供细致转换的机制。     

规范配置论视阈下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规制当事人在案件事实形成之后独立实施的违法取证行为。与权益损害型非法证据的排除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在我国已基本达成共识不同,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的适格性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国家已经充分保障当事人可以通过不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方法收集相关证据的,对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应当采取绝对排除立法模式。国家无法或者尚未充分保障当事人可以通过不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方法收集相关证据的,对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应当采取相对排除规则,即在“潜在证明利益”与“遏制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排除相关证据。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私人不法取证是私人以非法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证据的行为。私人不法取证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与公权机关非法取证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私人不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不应排除说、法秩序一元说、权衡理论等诸家学说中，权衡理论更具有合理性。针对我国当前立法对私人不法取证问题规定的空白，应根据权衡理论对私人不法取证进行分类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宪法权利的刑事程序保护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为中心展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乃是为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不受恣意侵犯而设置的工具性装置,其理论基础为震慑,其适用范围包括所有的“毒树之果”,其适用方式为强制排除,其申请主体为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之人.中国五机关2010年发布的“《两个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对非法搜查与扣押取得的证据采取了裁量排除的立场,加上其中意在保障公民权利的规则与意在促进真实发现的规则之间存在交叉与重合,致使中国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解释与适用方面必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从而使其震慑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应当趁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确立强制排除模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另行制定单独的、适用于所有诉讼种类的、以发现真实为唯一目的的证据法典.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法分析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从英美国家借鉴而来的,为避免误解其本意,从比较法的角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若干分析和对照,对于制度的健康移植还是大有裨益的。鉴于美国在该方面比较完善,也有代表性,下面本文就将在中美相关规定的比较中对非法证据排除展开论述。一、立法的具体规定(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始于美国,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5条就明确规定了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原则,违反该规定而获得的言词证据被纳入非法证据的范畴;另外,违反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的规定,以搜查、扣押、逮捕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     

论非法证据排除及其规则完善CSSCI

本文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语境下非法证据的内涵展开论述,提出非法证据应当是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的且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证据,特别指出通过侦查谋略获取的证据一般不属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的适用范围应当涵盖所有取证人非法获取的证据和所有证据种类,应当包括有罪和无罪证据,非法获取的符合客观事实的证据也应当包括在内。最后,文章还就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了建议,要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并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并健全适用的例外制度,同时要规范排除规则和排除程序。     

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兼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相关法律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相对滞后，立法的疏漏加上理论上的模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广受关注的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技术公司侵犯著作权一案中就出现一二审法院对同一种取证方式(“陷阱取证”)的性质做出完全相反的认定的情形。这种现象如果经常发生必将有损干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其危害性不言而喻。本文对该案的证据适用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宽容的界限:事实认定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以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妥当性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了关涉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价值冲突与平衡,探讨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与"裁量",分析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本文认为,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涵的准确理解是对非法证据宽容的界限,应注意对涉及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的非法证据的不同处理方式.     

刑事案件侦查中非法取证的预防和控制研究

目前,在我国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非法取证问题日益凸显,五部委在2010年5月31日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中通过规定非法证据的无证明能力来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具有事后性,对被取证人权益造成的侵害难以及时有效地补救.因此,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还应当构建一套非法取证的事前防范过程.这样才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构建一套完备的非法证据遏制体系.本文拟通过对刑事案件侦查中预防控制非法取证的重要性、非法取证预防和控制工作实施的现状以及对预防控制非法取证体系的构想等相关问题的探讨,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希望能对公安侦查部门在以后的刑事案件侦查中有所裨益.     

“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法理研判

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操作中需注意概念、效力、标准、程序四个重要的技术问题。非法证据是以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实践中要注意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切勿将非法证据误判作瑕疵证据。就效力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射程"应当及于侦查前程序。就判断标准来讲,除典型的刑讯逼供行为之外,疲劳审讯也应当纳入"等"字所指范畴予以禁止,而突破社会基本道德底限的威胁、引诱、欺骗性取证也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在程序上审查非法证据,应当坚持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控方承担证明证据取得具有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告方仅承担"争点形成责任",同时控方应当举证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存在着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许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的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之，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强化人权保障和设立公正规则的价值取向，“程序合法”已成为司法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应当在此基础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