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判断何以导入司法裁判

“江歌案”的民事判决揭示了“道德导入司法”的可能性，但其采用的导入方法仍待检视。从实然角度而言，既有的司法实践主要通过“转译”方法实现道德导入，即当法官意识到个案的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存在冲突时，其会遵从道德判断的指向而修正法律判断之发现，并对修正后的法律判断加以证立，使得道德判断可被社会公众间接地接受。但是，“道德转译”具有明显的内隐性特征，可能出现法官专断的风险，有必要进行外显化改造，为转译下的司法裁判提供公开阐释的场所。从应然角度而言，理想的司法裁判需依据“议论”方法进行道德导入：一是道德判断应在社会场景下完成“生成性议论”；二是道德判断要在法庭场域内展开“司法化议论”。在此意义上，基于法律议论的程序规范便是“道德导入司法”的制度化装置，其可补强道德判断在司法场域下的“合理可接受性”，进而为个案裁判的规范效果与社会效果提供调适契机。     

司法裁判视野下法官良知的运用规则与养成路径

法官良知是司法公正的原动力。在司法裁判这一双重认知系统中，法官良知是道德美德的表征，是职业伦理的内化，还是司法裁判的终极依据。将法官良知界定为兼具主客观因素的“主观良心”不会有损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准确把握法官良知的主观性特征，可以在过程、结果两个层面保证裁判客观公正。法律文本的天生缺陷需要法官修补，修补效果取决于法律底线(合法性)与法官良知的共同作用。对法官良知的养成而言，奖励与惩戒有效但有限，还需要在道德提醒、义利平衡、认知负荷、团队合作等事项上作出调整。     

论民事裁判的实体公正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工作者在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现象的同时,产生了过分强调程序公正的倾向,并导致司法裁判不公现象的增多。从实证的角度看．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基础和前提．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依归和检验标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这时,法官就要根据价值衡量来决定取舍,不能简单地一律程序公正优先．也不能把实体公正作为惟一的追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民事诉讼实务中要实现裁判的实体公正,必须在民事裁判结果中体现法律和情理的统一。以取得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法律公正与社会主流正义观的统一。     

结构主义视域下的民事裁判过程

民事裁判不仅是争议得到合理解决的方式,也是经济、道德、法律、文化、思想等社会因素角力的结果。民事裁判不仅可以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还为我行我素的个体行为提供了可视可范的价值指引。如果仅仅从司法单一空间探讨民事裁判,很难把握民事裁判在社会中的全貌。文章站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上,将民事裁判放置于社会结构框架内,解析民事裁判从法律缺位到法律融合、再发展至完善的历程,以此探析民事裁判不一样的发展路径。     

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用法律修辞方法讲法说理

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法律修辞作为一门贯穿于法治理论和司法实践之间的能动司法方法,是法律思维的过程再现,也是对法治建设中制度性规则和思维性规则的遵守。修辞方法不仅体现为微观领域的说服技巧,而且也是宏观领域中的论辩活动。在裁判过程中,通过"可接受"的前提选择和"可废止"的形式构建从而实现特定语境中的主体间说服,以"讲法说理"的方式弥补着法官裁判中解释和推理等司法方法的机械被动或价值缺位,从而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树立起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过程中实现司法裁判的人文价值关怀。     

论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之共生

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为其评判标准,从这一标准出发,法官只要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裁判都是公正的。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是社会大众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民意作为司法活动的评判标准,侧重于从民俗、常理、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评判司法。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广大民众以及社会舆论对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一个完美的裁判既应符合法律标准,同时也应与一定的社会标准相符合。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衡平的过程,为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在遵循法律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衡平相关主体利益,促进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共生与契合。     

论司法裁判社会效果缺失之成因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两套评价标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着眼点不同，一个更多在法体系内展开评价，另一个则是超越法体系的判断。联系在于社会效果的判断并不是一种任意的非法律性判断，它仍然要建立在法律效果评价基础上，亦即要以司法裁判的“实体裁判质量”作为参照基础。构筑于“法律效果”基石上的司法裁判在回应社会期盼时“力有不逮”,这已凸显于司法改革进程中诸多方面。实体法规范结构中的事实与规范的绝对分离，及该结构对诉讼目的之影响，导致了诉讼与纠纷之间内存的张力具有内在恒定性。“从规范出发型”的司法裁判方式可以从“以事实出发”的司法裁判方式中获得有益借鉴，进而提升和实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     

中国古代民事诉讼依法裁判辨析

对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是否依法裁判争论较大,通过数据统计难以得出依法裁判的结论,对此应该辩证认识。古代中国表面上未能体现依法裁判既有当代人的理解问题,还受到立法因素、司法制度、结案方式、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并未影响依法裁判的大格局。在当代中国,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一致的同时,不能因法律变通影响规则的确定性,应理顺民俗习惯与司法的关系。     

论民间规则在民事诉讼裁判中的运用

司法裁判需要规范性依据,这是司法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在制定法规范不能满足司法解决纠纷的需要时,从法律的原则和社会生活中寻求规范的来源。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合理运用可弥补国家制定法的不足,同时也是法官作出正当性裁判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法官作出的司法判决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提升司法公信力。当然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也是有限度的,对其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应保持谨慎态度。     

法治社会建设视域下道德问题的法律解决

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道德问题,除了加强社会成员的德性培养之外,还需要通过制度尤其是法律来解决.立法和司法是法律解决道德问题的两种重要途径.道德问题的立法解决,是将道德适度转化为法律,实现主流道德价值观的制度化,强化道德约束力,引导社会成员崇德向善;道德问题的司法解决,是通过司法的救济机制,倡导合道德行为,抑制非道德行为,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法和司法双管齐下,能够整合多元价值,协调利益冲突,凝聚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增强道德认同,构建具有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同时,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又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基于商谈理性的刑法论证之实践展开——以新近几起法律讼争为例

近期在网络空间及大众媒体共同构建的公共话语维度发生的多起法律论争越来越表明,当前的司法裁判机制与社会对司法公正之期待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尽协调的地方。作为解决方案之一,法律论证思路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基础,并得到了阿列克西法律论证规则体系的支撑。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法律论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论证过程中强调言说者的论辩、质疑以及表达期望、立场和需求的权利,强调论证参与人的真诚、逻辑的一以贯之、话语含义的共通以及论据的相关性和证明力是司法行为正当性与可接受性的坚实基础。     

实质法律推理中法官的价值判断

实质法律推理是相对形式法律推理而言的一种推理方法 ,它强调的是法官如何弥补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在现存具体法律规范不能有效适应司法裁判需要的情况下灵活地选择和适用大前提。实质法律推理的特点决定了法官的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甚至是核心作用,公共政策、道德、社会利益与公序良俗等因素对法官价值判断产生着重要影响。为避免对实质法律推理的滥用,可以从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和加强社会监督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规制。     

法律的道德视角审视

法律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基础,道德始终贯穿于法律运行过程之中,共同维护社会的良性发展.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道德体现于法律的各个环节,对立法、司法、守法等不同环节的完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以利益衡量为视角

司法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是社会公众服从裁判的关键要素,对司法判决的接受不应是因为望而生畏而服从,而是由于国民认同裁判所依据的法律价值,从而自觉服从裁判结果。利益衡量在司法裁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利于维护法的公平正义,增强裁判的公信力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构与统一。     

朕即法律——从《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评价谈起

原来道德话语和法律话语也存在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别。道德话语一定要在有我之境时．才能收喻人之效．法律话语一定要在无我之境时．方能公平。     

以社会公众评价为视角研究司法公信力之提升

司法公信力对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它是司法的生命,是法律权威与尊严的前提,但当今社会公众对司法公信力有所质疑.文章阐述了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关系,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国家法与民间法相协调、司法裁判与司法调解相结合三方面提出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下的司法公信力提升路径.     

土地改革与村社话语空间的重塑

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以负载着宣教功能的新型文化活动替代传统乡村文化网络,实现了对象征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又借助重新定义、逻辑归罪等策略,将传统村社的道德话语纳入党和国家的阶级话语轨道中来,实现了国家话语与村社话语的良性结合。     

论司法三段论构建中的价值判断——兼论司法裁判如何形成

价值判断存在于立法过程与司法裁判中。立法上的价值判断是权利义务设定的基础和方向，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判断是补充和延伸。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包含对立法上的价值判断的认同与选择，需要与法律中的价值和精神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客观性。司法裁判的过程即司法三段论构建的过程，其大前提裁判规则和小前提案件事实的构建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司法三段论运用或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当前公共领域里道德一法律关系的一个侧面

中国社会变迁中,当公共领域里,利益矛盾直接而尖锐,主要须靠法律调节的情况下,道德-法律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这个变化的表层是,道德论地位日益缩小,论作用逐渐减弱,从社会调控的前线退居二线;法律论地位日益扩大、上升,论作用日益强化,进入社会调控的第一线.这个变化的深层则是,道德是法律的精神或灵活,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都是如此;而法律则是体现道德之精神、灵魂的载体.可以比方说,道德是统帅,法律是送统帅去其想去之处的车子;或可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表达:道德是体,法律是用.     

网络舆论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危机及应对之策——基于意识形态与舆论的话语关联分析

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存在着阶级话语与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灌输式话语与参与式话语的话语关联,与这三个维度共同的话语关联之处即社会共同利益的契合,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话语关联。在社会舆论时代,我们通过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实现了意识形态对舆论的话语主导,保持了二者的内在话语关联。随着网络舆论时代到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的原有话语关联发生了变化,造成阶级话语难以统领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被显性化网络情绪所"稀释"、灌输式话语遭遇参与式话语网络抗争等话语危机。对此,我们需要透过网络情绪把握社会现实以实现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效链接,需要依据网络舆情具体地把握共同利益、设置主导性议题影响全民话语,需要积极引导公众表达、讨论以化解参与式话语对灌输式话语的网络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