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裁判社会效果缺失之成因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两套评价标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着眼点不同，一个更多在法体系内展开评价，另一个则是超越法体系的判断。联系在于社会效果的判断并不是一种任意的非法律性判断，它仍然要建立在法律效果评价基础上，亦即要以司法裁判的“实体裁判质量”作为参照基础。构筑于“法律效果”基石上的司法裁判在回应社会期盼时“力有不逮”,这已凸显于司法改革进程中诸多方面。实体法规范结构中的事实与规范的绝对分离，及该结构对诉讼目的之影响，导致了诉讼与纠纷之间内存的张力具有内在恒定性。“从规范出发型”的司法裁判方式可以从“以事实出发”的司法裁判方式中获得有益借鉴，进而提升和实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     

实质法律推理中法官的价值判断

实质法律推理是相对形式法律推理而言的一种推理方法 ,它强调的是法官如何弥补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在现存具体法律规范不能有效适应司法裁判需要的情况下灵活地选择和适用大前提。实质法律推理的特点决定了法官的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甚至是核心作用,公共政策、道德、社会利益与公序良俗等因素对法官价值判断产生着重要影响。为避免对实质法律推理的滥用,可以从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和加强社会监督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规制。     

司法裁判视野下法官良知的运用规则与养成路径

法官良知是司法公正的原动力。在司法裁判这一双重认知系统中，法官良知是道德美德的表征，是职业伦理的内化，还是司法裁判的终极依据。将法官良知界定为兼具主客观因素的“主观良心”不会有损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准确把握法官良知的主观性特征，可以在过程、结果两个层面保证裁判客观公正。法律文本的天生缺陷需要法官修补，修补效果取决于法律底线(合法性)与法官良知的共同作用。对法官良知的养成而言，奖励与惩戒有效但有限，还需要在道德提醒、义利平衡、认知负荷、团队合作等事项上作出调整。     

论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话语

司法裁判中经常出现法官运用道德话语来说服或谴责当事人,这既体现了法律实际运行的需要,也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共同调整社会生活的需要;但道德话语是一把双刃剑,在司法中,将道德话语作为法律话语的辅助性工具来使用,把握好道德话语使用的度,不走极端,才能使裁判获得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论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之共生

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为其评判标准,从这一标准出发,法官只要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裁判都是公正的。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是社会大众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民意作为司法活动的评判标准,侧重于从民俗、常理、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评判司法。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广大民众以及社会舆论对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一个完美的裁判既应符合法律标准,同时也应与一定的社会标准相符合。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衡平的过程,为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在遵循法律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衡平相关主体利益,促进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共生与契合。     

从裁判到规范：立法中司法输入的理性审视

法的滞后性易导致司法在面临“无法可依”境况时出现“同案异判”的结果。司法机关主要通过完善“类案检索”机制统一司法适用以缓和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然而判例的非法律渊源地位决定了“类案检索”机制的局限性。为实现类案统一裁判，应当探索一条司法裁判上升到立法规范进而指导审判的路径。面对司法与立法之间的鸿沟，在法院、法官二元结构下，实现从裁判到规范、从实体到程序两方面，都有一定的探索和经验。架构于理论正当与制度可能的基础之上，在实体、程序两方面突破及立法权下放的背景下，通过厘清立法中司法输入的理性边界，畅通立法对司法裁判的甄别、吸收机制，在理性的边界内实现从司法裁判到立法规范的升华。     

论社会情理与媒体监督维度下的法官独立——兼评德国法域下法官独立及其启示

司法活动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具有抽象性，因为法律并不会为争议提供唯一解决方案，法官必须在社会情理场与媒体监督场两大维度下，依据一定方法对法律规范加以解释和适用，恪守法官的内心独立，保障社会公正。德国基本法97条是法官实质独立和身份独立的宪法保障，法官的内心独立也被看作是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援引97条解读法官的内心独立是德国学界的基本共识。面对来自社会情理场和媒体监督场的影响，德国法强调法官遵从法律的义务，在遴选环节注重考察法官候选人的人格与个性．并赋予法官内心独立以宪法职责，以保证法官面对各种干扰时保持内心独立。我国保障法官审判独立和身份独立的各项制度还亟待完善。德国的经验对我国法官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法律良心高于一切

<正>法官之所以为法官,就应在断案时收获正义,在做人时收获道义,而这样的收获比任何“金钱收获”都重要。离法律越近的地方,越需要道德；离权力越近的地方,越需要良心。因为没有道德的司法法律是恐怖的,它会让社会公正的最后底线崩溃；因为没有良心的权力力量是凶猛的,它会让社会公平的初始规范坍塌。这是让人惊怵的消息：2006年6至10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     

论民间规则在民事诉讼裁判中的运用

司法裁判需要规范性依据,这是司法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在制定法规范不能满足司法解决纠纷的需要时,从法律的原则和社会生活中寻求规范的来源。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合理运用可弥补国家制定法的不足,同时也是法官作出正当性裁判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法官作出的司法判决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提升司法公信力。当然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也是有限度的,对其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应保持谨慎态度。     

法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

在法哲学史上,法的模式理论经历了由“规则中心主义”到“原则中心主义”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而将法律原则引入法律体系之中,使其成为法的重要要素之一。如果承认法律原则是法律的一部分,则意味着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一样具有法律效力。从司法适用中的个案分析看,我国法院在司法推理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在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但是法官在公开而直白地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上还有欠缺。要克服目前我国法院对法律原则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就必须客观认识并充分发挥“法官解释”与“判例解释”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涉诉信访视角下司法公信力提升路径探讨

当前司法缺乏公信力的原因包括司法体制现状无法满足群众期待等多方面。司法公信力主要包括维护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既判力，提高法官作出权威性判断的能力等。提升司法公信力，要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权威；要强化司法终局性，减少生效裁判的不稳定性；增强司法独立性，保障司法公正；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不可避免,且可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寻找到其正当性根据。司法裁量中,法官通过判决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情感可作为正义冲突时的价值导向,引领公众的生活目标。但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也存在消极性,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保证法官的道德情感的发挥是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运用。     

赋能还是解构：数字时代司法如何说理

数字时代极大地丰富了裁判说理的依据和素材,但在便捷司法裁判的同时,也改变了裁判的方式和手段。裁判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决断无可避免,但是这种决断又必须经过正当化和说理。对应到数字时代,就是司法程序的设计和数据的应用需要符合人们对司法本质的要求和理解。这背后反映的是对法的概念观,以及应对司法疑难案件时法典化和判例法两种进路的选择。实际上,寄希望于设计者对所有法律问题悉数预测难度较大,因此就要依靠裁判者的权衡这一判例法进路,这就是司法必须能动的背后机理。“数字化一切”的潮流对司法的影响,从形式意义上是赋能的,但在实质意义上却是解构的。探索司法中能动说理的可能与限度,有赖重新定位法官的角色,锚定能动说理的目标与价值,通过界定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的职权和明确对个案正义的追求目标,探寻可以作为个别化裁判的考量因素。     

司法公信力的形塑：民意弥合与裁判说理

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在于公众自发地信服与认可司法过程和结果。过度放大司法公开、公众参与的作用容易逾越法治的形式,在实质上以情理代替法理。司法走向专业化、精英化、职业化是提升司法质量与效率的必然,过分强调"融情于法"存在异化为"迎合民意"的危险,会加剧司法公信力的式微。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指导性案例制度分别对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起到倒逼和激励作用,但可能加剧防卫型司法现象。舆论狂欢的反面往往是以法官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集体性失语。司法公信力的形塑应当从对民意的迎合走向对民意的弥合,在个案中由法官通过裁判文书的法律说理与逻辑推演,使正义被看见。     

和谐司法视野下法官经验思维判断

司法调解是我国司法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民事纠纷中的司法调解是法官经验思维判断与司法人性化的有机结合。在司法判决中,法官主要采用逻辑演绎的思维,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自由心证”以及适用法律中的“判例法”则更多地体现了法官的经验思维。在民事司法中,法官将经验和逻辑统一于个案纠纷解决过程,是“和谐司法”对法官的要求,也是法官思维的最高境界。     

论我国法律规范冲突及其解决——基于《立法法》中法官“选择适用权”的分析

转型中国,法律规范冲突(法律冲突)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愈加显著。在"司法中心主义"的要求下,此冲突也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立法问题而具有了更多的司法面向。此时,法官如何行使其"选择适用权"就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冲突解决路径。区别于传统的立法方式,该路径以法律思维为引导,强调具体案件裁判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避免法官恣意积极探寻解释活动的适用规则和标准。     

疑难案件法律发现的渊源、模式和机制

疑难案件法律发现的渊源涉及“法”、“理”、“情”三个方面,即裁判规范的获得,要求“合法”、“合理”、“合情”。法律发现的模式是等置,即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照与来回审视,将事实与规范不断拉近、靠拢。法律发现的机制是合意,即法官应对各方当事人的意见认真听取,并进行整合,尽量寻求各方见解的一致性。     

法意与民情

司法裁判应兼顾法意与民情,但又不能毫无原则地接受民情的影响.司法裁判可以从承认法官释法的正当性,培育法官健全的法律感觉,,构建司法权威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合理利用利益衡量方法实现民情与法的沟通、平衡和协调,严格司法程序以避免法官的恣意,准确把握情理引入司法的限度等方面着手,以期兼顾法意与民情.     

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用法律修辞方法讲法说理

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法律修辞作为一门贯穿于法治理论和司法实践之间的能动司法方法,是法律思维的过程再现,也是对法治建设中制度性规则和思维性规则的遵守。修辞方法不仅体现为微观领域的说服技巧,而且也是宏观领域中的论辩活动。在裁判过程中,通过"可接受"的前提选择和"可废止"的形式构建从而实现特定语境中的主体间说服,以"讲法说理"的方式弥补着法官裁判中解释和推理等司法方法的机械被动或价值缺位,从而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树立起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过程中实现司法裁判的人文价值关怀。     

论民事裁判的实体公正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工作者在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现象的同时,产生了过分强调程序公正的倾向,并导致司法裁判不公现象的增多。从实证的角度看．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基础和前提．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依归和检验标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这时,法官就要根据价值衡量来决定取舍,不能简单地一律程序公正优先．也不能把实体公正作为惟一的追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民事诉讼实务中要实现裁判的实体公正,必须在民事裁判结果中体现法律和情理的统一。以取得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法律公正与社会主流正义观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