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代民事诉讼精准检察监督的具体标准及实施进路

确立新时代民事诉讼精准检察监督具体标准应当坚持以习总书记法治思想为指导和尊重民事诉讼司法规律相结合等四个原则。检察机关要精准监督民事诉讼,应当坚持民事诉讼司法审判违法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及第二百零一条规定之一情形;民事诉讼司法审判违法程度超越司法公正的底线;案件审结报告有精准透彻论证,检察监督根据确实、充分、合法等五个具体标准。应当采取加强全案阅卷复查、重点阅卷复查和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选择重点案件举行听证会、有意识地邀请人大代表、较有威信的退休法官、有声望的群众代表参加听证等七项路径,实施对民事诉讼审判案件进行精准监督。同时要注意三个问题:不能以法院是否改判作为是否精准检察监督的结果;不能以当事人申诉及情绪激烈作为检察监督的根据;也不能使社会舆情影响检察监督的独立行使。     

司法不公正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司法公正是法律取信于民 ,是法官取信于民 ,是国家取信于民的重要方式 ,是实现社会公正 ,保障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重要关口。司法不公正表面上似乎是法官枉法裁判的结果 ,但法官之所以敢背弃职业道德 ,不能仅仅归就于其自身业务素质差、职业准则之丧失等表征 ,权力的干扰及司法活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是导致司法不公正的根源。要改变司法不公正状况 ,就必须积极推进司法制度改革 ,理顺现行的司法机关体制 ,完善各种监督约束机制 ,这是解决司法不公正的途径之一。一、现行司法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从现行的司法体制运行上看 ,运行体制不…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法意与民情

司法裁判应兼顾法意与民情,但又不能毫无原则地接受民情的影响.司法裁判可以从承认法官释法的正当性,培育法官健全的法律感觉,,构建司法权威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合理利用利益衡量方法实现民情与法的沟通、平衡和协调,严格司法程序以避免法官的恣意,准确把握情理引入司法的限度等方面着手,以期兼顾法意与民情.     

论司法裁判社会效果缺失之成因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两套评价标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着眼点不同，一个更多在法体系内展开评价，另一个则是超越法体系的判断。联系在于社会效果的判断并不是一种任意的非法律性判断，它仍然要建立在法律效果评价基础上，亦即要以司法裁判的“实体裁判质量”作为参照基础。构筑于“法律效果”基石上的司法裁判在回应社会期盼时“力有不逮”,这已凸显于司法改革进程中诸多方面。实体法规范结构中的事实与规范的绝对分离，及该结构对诉讼目的之影响，导致了诉讼与纠纷之间内存的张力具有内在恒定性。“从规范出发型”的司法裁判方式可以从“以事实出发”的司法裁判方式中获得有益借鉴，进而提升和实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     

论民间规则在民事诉讼裁判中的运用

司法裁判需要规范性依据,这是司法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在制定法规范不能满足司法解决纠纷的需要时,从法律的原则和社会生活中寻求规范的来源。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合理运用可弥补国家制定法的不足,同时也是法官作出正当性裁判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法官作出的司法判决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提升司法公信力。当然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也是有限度的,对其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应保持谨慎态度。     

司法裁判视野下法官良知的运用规则与养成路径

法官良知是司法公正的原动力。在司法裁判这一双重认知系统中，法官良知是道德美德的表征，是职业伦理的内化，还是司法裁判的终极依据。将法官良知界定为兼具主客观因素的“主观良心”不会有损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准确把握法官良知的主观性特征，可以在过程、结果两个层面保证裁判客观公正。法律文本的天生缺陷需要法官修补，修补效果取决于法律底线(合法性)与法官良知的共同作用。对法官良知的养成而言，奖励与惩戒有效但有限，还需要在道德提醒、义利平衡、认知负荷、团队合作等事项上作出调整。     

浅议司法腐败与高薪养廉

法律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而司法作为实现正义的具体活动,司法的公正更是影响到法律价值的实现,是社会成员的希冀所在。现今中国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是腐败问题,有人对此提出应效仿新加坡等国推行"高薪养廉"政策,理由是目前国内法官待遇普遍偏低,生活清贫,导致心理失衡,进而催生腐败行为。上海作为全国首批6个司法改革试点省市之一,在提高法官待遇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全国范围的司法改革提供了参考,     

法官说理:司法正义输送的现实路径

法官说理既是法官权力公开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职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司法判决不被接受源于当事人对于判决结果的不认同,而这又源于判决书的裁判理由不被接受,多数情况下判决书并未充分说理或者根本没有说理。影响法官说理的因素既包括个人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但是无论内因还是外因均应当被克服,因为法官说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也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     

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用法律修辞方法讲法说理

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法律修辞作为一门贯穿于法治理论和司法实践之间的能动司法方法,是法律思维的过程再现,也是对法治建设中制度性规则和思维性规则的遵守。修辞方法不仅体现为微观领域的说服技巧,而且也是宏观领域中的论辩活动。在裁判过程中,通过"可接受"的前提选择和"可废止"的形式构建从而实现特定语境中的主体间说服,以"讲法说理"的方式弥补着法官裁判中解释和推理等司法方法的机械被动或价值缺位,从而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树立起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过程中实现司法裁判的人文价值关怀。     

引诱、欺骗方法所获供述排除标准研究

基于审讯具有对抗性,引诱、欺骗方法在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突破案件过程中具有使用的必要性。基于统一法律内部结构逻辑以及保障口供真实性、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应当对使用引诱、欺骗方法所获供述进行排除,但这种排除,应以认罪自愿性标准为主,辅之以必要性标准。认罪自愿性标准是指考察讯问人员使用的引诱、欺骗方法是否可能对被讯问人的心理造成过度影响、导致被讯问人违背真实意愿而作出虚假的认罪供述;必要性标准作为辅助标准,仅在讯问人员的引诱、欺骗对被讯问人的心理产生了较强的影响,而作出了有罪供述,且该供述经其它证据佐证了其真实性才适用。必要性标准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法官在维护个案公正与维护程序公正、司法公正之间进行价值判断。     

实质法律推理中法官的价值判断

实质法律推理是相对形式法律推理而言的一种推理方法 ,它强调的是法官如何弥补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在现存具体法律规范不能有效适应司法裁判需要的情况下灵活地选择和适用大前提。实质法律推理的特点决定了法官的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甚至是核心作用,公共政策、道德、社会利益与公序良俗等因素对法官价值判断产生着重要影响。为避免对实质法律推理的滥用,可以从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和加强社会监督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规制。     

论民事裁判的实体公正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工作者在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现象的同时,产生了过分强调程序公正的倾向,并导致司法裁判不公现象的增多。从实证的角度看．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基础和前提．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依归和检验标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这时,法官就要根据价值衡量来决定取舍,不能简单地一律程序公正优先．也不能把实体公正作为惟一的追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民事诉讼实务中要实现裁判的实体公正,必须在民事裁判结果中体现法律和情理的统一。以取得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法律公正与社会主流正义观的统一。     

完善我国法官管理制度的思考

一、我国法官管理制度的缺陷　　实现司法公正 ,一方面要求有合理的司法体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 ,另一方面 ,要依赖于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和良性的法官管理制度。但我国的法官管理制度尚存在一些缺陷 ,主要表现在 :(一 )立法上没有明确法官独立审判。法官独立是现代司法的主要特征之一。西方国家一般都在本国宪法中确定法官独立的原则。在我国 ,法官是否独立行使审判权 ,既缺乏规定 ,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否定法官独立者认为 ,我国的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的外部独立 ;肯定法官独立者认为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至少应包括以下三…     

强制性标准在侵权法上的司法效用——以产品责任为中心

我国强制性标准作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统一技术要求,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法规范。但其并非民法的正式法源,在民事裁判中不得被直接或参照适用。认定侵权责任时,是否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可充作裁判理由中的法律事实产生推定效力,但其具体作用仍需结合相关侵权法律规整之内在机理予以考察。在产品责任中,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是产品缺陷的实质判断标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是产品存在缺陷的充分非必要条件。生产者不得以产品合规抗辩产品责任之成立,该情节亦不应影响产品责任的最终效果。     

司法公正的定位和实现

司法公正是保障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及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由于司法审判有着自己特殊的制度、规则,司法公正具有相对性。我国应立法保障法官审判独立,制定合理的制度提高法官素质,正确评价审判结果以树立司法权威,以此实现司法公正。     

论中国的司法改革(二)

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建立起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进而取代过去在计划经济基础上构筑的司法体制、司法制度，规范司法活动，是当代中国司法改革追求的总体目标。包括：１．要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实行法官独立审判。２．实现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的案件以及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３．提高司法效率和注重司法效益，不仅是司法活动自身运作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市场经济对司法活动的必然要求。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改革过程中，应坚持和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首要政治原则；法律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原则；在改革过程中要遵循规律，坚持渐进原则；注意吸收借鉴国外经验的借鉴原则。     

我国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对策

强化裁判文书说理可以起到预防法官恣意,避免司法擅断,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法治。而目前裁判文书存在着断言式说理、说理模式化、说理不当等现象,严重影响裁判文书功能的发挥。应当通过建立健全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制度、进行法官选拔制度改革、落实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等举措来强化裁判文书说理。     

司法不公与犯罪控制

司法不公的现状,引人瞩目。文章用犯罪学的眼光,审视社会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内涵和打击与防范的关系,探讨了立法公正与法律系统的合理性、司法人员素质与司法环境、司法调控机制与公正标准等同司法公正的相关性。着力从民主政治中寻求司法公正和完善法制的途径。     

论我国法律规范冲突及其解决——基于《立法法》中法官“选择适用权”的分析

转型中国,法律规范冲突(法律冲突)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愈加显著。在"司法中心主义"的要求下,此冲突也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立法问题而具有了更多的司法面向。此时,法官如何行使其"选择适用权"就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冲突解决路径。区别于传统的立法方式,该路径以法律思维为引导,强调具体案件裁判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避免法官恣意积极探寻解释活动的适用规则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