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以梁庄为例

梁庄是极为普通的一个平原地区小村庄,默默无闻,鲜有人知。然而,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村庄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座,生活其中的村民思想意识变化是改革开放大潮中乡村巨变的一个缩影。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乡村遭到的境遇犹如隔世之物,显得如此陌生,农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相对较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多。农民嵌入到各种各样的意识观念和沉淀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相互交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成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行走在边缘:社会变迁中的灰色青少年群体

边缘人是一种文化现象,灰色青少年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在城市社会,他们是弱势群体,受到社会排斥,所以他们发展出一套行为模式和解释机制,对抗主流文化;在村庄,混混影响力巨大,他们运用市场的规则、斗狠的方式,改变了乡村的人伦格局和道德评价,邻里关系出现"大门口的陌生人"现象,乡村社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生活的社会空间暧昧、颓废,并对其他社会群体形成重大影响,是社会变迁研究的特殊领域和重大课题.     

流动中的乡村"弱治理"--对河南省林州市Y镇的调查

流动不仅仅影响着流入地城市的治理,也影响着流出地村庄的治理.资源跨村庄边界的流出与流入,直接影响着村庄治理资源的存量和质量.在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乡村社会,双向流动中的乡村治理面临正式资源萎缩、新生资源难以内化,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根本性变化等诸多治理困惑,这些流动后的村庄裂变构成了流动村庄"弱治理"的社会基础.     

乡村“空心化”治理:样态扫描与政府服务

乡村建设是攸关民族与国家命运,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多次证明了这一价值判断.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资源流动,诱使乡村结构呈现“空心化”态势,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危机正在侵蚀和动摇我国社会的根基.目前,村落“空心化”主要表现在村庄政治有行政组织无公共权威;村庄经济有财政账务无现金资源;村庄文化有形式输入无实体培育;村庄发展有惠农政策无联动人才等四大窘相.因此,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村级合作组织,引进乡村技术人才,构建多中心的服务体系.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由“爱心接力”说起

我们正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到我们的国家、城市、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深感改革开放就是值得讴歌的“必由之路”。物质生活的这些变化看得到、摸得着，显而易见，我想到了理念观念的变化，它更为深刻，更为隽永。我想从抗震救灾中的一个变化说起。     

免税时代乡村精英的流动与权力竞争——湖北省C镇X村调查及选举观察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的调查及选举观察,分析了免除农业税后乡村精英构成的变化及其影响。作者发现,乡村精英具有明显的多元性、流动性和竞争性特点,免除农业税之后,乡村精英结构及权力结构正处于激烈的重组之中,最为突出的是“留守精英”与“回流精英”的竞争和冲突,这种冲突对乡村权力结构及治理状况有深刻的影响。     

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阅读乡村秩序"等5篇

2014年08月21日，求是网刊载了陈占江《阅读乡村秩序》一文。该文认为，当下乡村秩序发生了显著变化。乡村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内向型村庄向外向型村庄过渡，时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频繁的流动；社会结构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混乱的景象，新兴职业或阶层不断涌现。以国家为推手的送法下乡、宣传下乡、电视下乡等运动不断瓦解着农民的传统观念并试图重新植入一种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陈睿在《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撰文认为，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阅读乡村秩序

<正>2014年08月21日,求是网刊载了陈占江《阅读乡村秩序》一文。该文认为,当下乡村秩序发生了显著变化。乡村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内向型村庄向外向型村庄过渡,时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频繁的流动;社会结构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混乱的景象,新兴职业或阶层不断涌现。以国家为推手的送法下乡、宣传下乡、电视下乡等运动不断瓦解着农民的传统观念并试图重新植入一种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念。当下的中国乡村正处于转型期,礼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而法的"故事"正以     

青年县域城乡流动及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研究

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动力来源,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选择非农就业,但是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显示出其具有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质性访谈方法,研究发现,青年对于近几年来乡村振兴工作高度认可,乡村的宜居化吸引青年在村居住,县城青年具有"城乡两栖""客乡"的特征,离县青年对乡村较为疏离,但未来有可能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特点是在村青年对乡村产业兴旺有较高期待,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最为普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形式有村集体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青年自组织三种形式.通过分类、比较和归纳,本文提出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存在以村庄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通过将青年组织起来,便显现出一条青年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即依靠村集体的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自组织,让同心圆能够向着村庄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青年自身的社会网络,叠加经过组织活化的同心圆结构,将形成新的青年社会网络.     

内生式乡村振兴中的村干部队伍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振兴乡村,需要合理引导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走内生式乡村振兴之路.所谓内生式乡村振兴是指以村庄内的资源、技术、产业和文化为基础,以村庄内的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村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最大化实现乡村价值、促进乡村全面发展的模式.实现这样的内生式发展,建设好新时代的乡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的村干部队伍和好的村庄发展带头人.     

美丽大铭建设记

小溪清澈见底,道路干净整洁,房屋白墙黑瓦错落有致,苗木基地持续推进,瓜果长廊生机盎然。一幅"村庄秀美、生活甜美、社会和美"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德化县大铭乡徐徐展开。"美丽乡村"建设让大铭乡日益赏心悦目,这可喜的变化,离不开大铭乡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倾力推动。     

现代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民事纠纷解决路径选择

村庄共同体虚无化、人际关系理性化以及城乡一体化带来了现代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直接要求乡村法治建设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做出回应和调整:建构起以调解和其他ADR形式为底角,以国家诉讼为顶点的三角格局,充分体现国家权威,强势凸现法治观念。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新的社会阶层与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本文探讨了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对统一战线的影响 ,以及相应的统一战线工作。     

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三十年的繁荣进步——果洛藏族自治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纪略

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事业,至今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使得果洛藏族自治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改善和提高,现代化的蓝图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沧桑巨变的     

村组合并后的村庄治理--苏北Y村个案研究

村组合并是很多地方已经或正在或将要推行的一项农村社会改革,这项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的社会文化,但对村庄治理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苏北农村的村组合并已经实行近三年时间了,三年时间足以将这项改革的利弊得失都暴露出来,因而从细致的村庄个案调查出发,对这些利弊及其原因进行系统总结是可行的,且有助于我们对这项改革的评价.     

故乡召唤年轻一代

正在"爱故乡"的大旗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回到故土,将自己在城市中学到的现代化技术、知识应用于乡村振兴实践中。年轻一代的爱乡者们,正在创造着历史。"我喜欢乡村生活,觉得是一种天性使然。"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的老家在江西南丰县武夷山北麓下的一个小村庄,他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乡村生活,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2000年,黄志友考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