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底线”到“整合-长效”：社区矫正风险防控的新趋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导的“技术-底线”治理模式，其蕴含的“底线维稳”治理逻辑导致监管为重的困境，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简约主义、技术伦理、技术失灵等技术治理的隐忧。社会工作提供以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治理，通过情感驱动、循证矫正、多层次介入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以往社区矫正只注重监管的刚性治理理念与手段，形成对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柔性治理的补足。为此，在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技术治理与服务型治理应互为补充，进而形成整合型治理。通过构建包容性治理关系、推动矫正队伍的专业化与综合性发展、形成综合性评估体系等，共同激发社区矫正对象正向改变，实现从“底线安全”向“治本长效”的转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破”与“立”——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为线索

资本逻辑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也是“制度失灵”“治理失序”等全球治理乱象之“原罪”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亟需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隐匿的资本逻辑，科学把握好两者之间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关系，即“破”与“立”关系。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只要寄生在资本逻辑这个矛盾统一体上，它就会附生唯资本增殖的核心逻辑，采取资本逻辑之全球治理观，推行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通过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来克服价值增殖遇到的历史界限，进而扩大与巩固资本的全球治理统治。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树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旨趣，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的同时，实现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     

巩固“难点村”治理成果需要四不“离”

自2009年以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各级党委、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但“难点村”之所以成为“难点村”，既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地域原因，“难点村”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建立“难点村”治理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巩固“难点村”治理成果需要做到四不“离”。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论“两邻”理念的哲学基础与时代价值

“两邻”理念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新时代以来“两个结合”的创新理论成果。“两邻”理念中的社区治理方案具有深厚的理论意蕴和重要的实践价值,是加强和完善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念创新。     

牵住风险评估“牛鼻子”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对于维护稳定工作，就是要从“被动维稳”向“源头创稳”转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正是体现“源头创稳”理念的一项重要举措。     

“救火式”治理思维的现代化转型

近年来，“救火式”治理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常态化现象，在治理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治理的遗留问题不断滋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避免长期陷入“救火式”治理的必由之路，当前关键是要树立防治结合的治理思维、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理行为、形成科学理性的治理评估、构建官民合作的治理结构。     

“小案”侦查治理效能研究

近年来，盗窃、诈骗、抢夺、电信网络诈骗等多发性“小案”一直是社会危害面最广、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治理“小案”的水平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为了更好提升“小案”侦查治理水平，使公安机关尽快适应“小案”发展演进的新趋向，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和逻辑框架，共同集成“小案”侦查治理效能提升之策，可为优化“小案”侦查治理水平提供借鉴与参考。     

浅析“三项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开展治理收送“红包”、超标准使用公务车、违规经商办企业“三项治理”工作是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树立党和政府清正廉洁的形象大有裨益。但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加之违规收受“红包”、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等问题的普遍性、顽固性，决定了“三项治理”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为了确保“三项治理”工作成果，亟待我们建立“三项治理”工作长效机制。     

“警务广场”：社会管理创新与治理转型的最新范例

“警务广场”是社会管理创新与治理转型的最新范例。“警务广场”是一种新载体．是对警民关系的一种重构，是一种民主监督形式。政府的治理转型，社会管理创新只是一个开始，“警务广场”也是如此。真正落实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真正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难的是接下来怎么持续的问题。     

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我国教育减负政策的话语变迁

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视域，教育减负政策的制度创设、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分别遵循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事实与价值的博弈以及观念与话语转换的政策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话语历经“政治话语主导”“专家与公众话语介入”“媒体话语推波助澜”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四个关键时期，表现出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的变迁逻辑。未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的优化路径包括：正视社会语境，全面考量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理念；关注话语联盟，引导建立教育减负改革的利益共同体；完善政策话语，借由“优势视角”优化政策文本表达。     

科学考核“难点村”

“难点村”的治理一直是一道难解之题。近来。安徽省天长市针对“难点村”制定了“定标准、细步骤、重成效”的治理原则．并对9个“难点村”治理情况进行考核验收，确保“难点村”全面转化。     

比较分析框架下的“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的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和深入,许多地区都普遍面临着“村改居”的问题。我们不能继续用村委会的理念去治理“村改居”地区,也不能直接套用城市居委会的运行模式。“村改居”社区居委会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村委会和城市社区居委会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借鉴村委会治理中的优势,规避现阶段城市居委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走出一条适合并能促进本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治理新路。     

推行“三百”工程 探索“三治”有效路径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求“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基层治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近年来，湖北省谷城县聚焦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党建引领，按照“自治利民、法治安民、德治聚民”的理念，     

“新治理”与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及治理价值选择

“新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诞生的一种理论,其主要理念是强调主体多元、利益共商、价值中和及社会自治等。实践证明,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离不开“新治理”理念的引入。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从“枫桥经验”到“八郑规程”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农村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之路.“枫桥经验”和“八郑规程”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两者的共性表现在:增强了乡村主体的民主意识,加强了基层政权的服务理念,形成了社会治理的认同模式,体现了公共认同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机制.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积极开展乡村社会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高校“一站式”学生事务治理模式构建路径探析——“整体性治理”在高校内部运作中的创新运用

在我国高等学校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弊端日渐显露,已明显无法适应新时代高校发展要求的大背景下,将“整体性治理”理念运用于我国高等学校的内部运作中,构建我国高等学校“一站式”学生事务治理模式,是践行“学生本位”思想,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学生事务服务效率,促进我国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字赋能乡村“智治”

<正>“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的善治与振兴，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完善推广数字化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江苏省委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的农村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完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智治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的模式体现，是伴随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建设所出现的新型治理形态，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智治的有效途径，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