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区域理论视野下的旅游扶贫

贫困首先是一种区域现象,区域理论成为旅游扶贫的基础理论.用区域理论来理解旅游扶贫,首先,旅游业发展是扶贫的基础;其次,"扶"是手段,包括"扶业"、"扶人"和"扶地"三方面内容;第三,"贫"是扶的对象,既指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又指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实质是区域的欠发达状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产业整合、区域合作是区域理论视野下"旅游扶贫"的四项基本手段,是促使区域贫困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的基本方法.     

我国消除贫困的战略引起世界关注

1992年,世界银行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对中国的扶贫战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中国是亚洲以至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在世界贫困人口规模居高不下,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之下,为帮助最落后的、最贫困的农村地区摆脱贫困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这种努力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努力要成功得多。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的扶贫战略又得到了与会国际知名人士的高度评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贺尔康在致辞时说:“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经将其绝对贫困的人数,从1978年时的27000万(2.7亿)减少到了1985年的9,700万,也就是说,从将近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之数,下降到十分之一之数”。据中国政府估计,目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降低到大约只有8000万。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缓解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的消除贫困政策还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方面,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解决8000万人温饱的任务仍非常艰巨。     

加快扶贫攻坚 消除绝对贫困

加快扶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颜继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并把扶贫攻坚列入＂九五＂计划，这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１０多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扶贫开发摆在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巴西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完善社保扶贫抑富

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大的国家之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2003年以来，巴西政府把扶贫减困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大社会项目投入，7年间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31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提前实现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

２０００年１１目 ３０日这一天，距离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完成还有３０天，本刊驻贵州、山西、青海记者，分别走入三个贫困农民的家庭，感受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贫困，和为了摆脱贫困作出的努力──     

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是: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迅速增加,发展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年底国家上调了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上调要求扶贫开发思路实现重大转变:从扶贫出发点看,不仅要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扶贫任务看,首要任务已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实现脱贫致富等。贫困标准上调后,扶贫开发应采取的措施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应扶尽扶、科学分类;拓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扶贫格局等。     

刘明祖八下乌盟

到2000年,我国要消除贫困,不使贫困跨入21世纪。这是我国1993年4月制定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主旨。这一计划要求用7年时间解决我国8000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大课题。 今年是“国际消除贫困年”,也是我国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第三年。这组专题报道,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江西的萍乡市、陕西的延安地区如何结合本地实际,抓扶贫工作的思路和做法,相信对各地的扶贫工作会有借鉴作用。     

致敬帮扶超级战队

这里是战场,没有枪林弹雨,却同样有冲锋陷阵,同样有流血牺牲。脱贫攻坚,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再经过2020年这一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奇迹的背后,是28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尽锐出战,打通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书写了动人的扶贫故事。     

党建为龙头 扶贫扶根本

省委党校定点扶贫的五寨县韩家楼乡，是国家级贫困乡。三年来的扶贫攻坚，不仅使韩家楼乡整体脱贫，而且向建成小康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扶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始终不懈地坚持以党建为龙头，以党建促脱贫，造就一支懂经济、抓管理、于事业，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干部队伍，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一、抓好乡村两级班子建设，是扶贫工作的根本韩家楼乡位于晋西北高寒地区，1995年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96公斤，人均纯收入150．2元，确定为我省492个贫困乡之一。贫困乡村所以山依旧、水依旧、群众生活困…     

提高农民素质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向贫困挑战，一个世纪性的难题。从中南海的决策者们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到我省领导提出的一项特殊政治任务，上上下下，正打响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扶贫攻坚大会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全面的扶贫开发建设，并先后创造了企业扶贫、项目扶贫、科技扶贫、兴教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方式，对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扶贫工作在“七五”期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解决了近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就山西来说，在最近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全省380万贫困人口中已有154万人实现了温饱，特别…     

为村级扶贫加力

将扶贫的基本行政单位划小到村,可以使扶贫资源的分配更精准、更公平近几年来,随着开发式扶贫边际效益的降低,扶贫工作面临着新的难题。一些曾经贫困,如今得到发展、不再适用贫困标准的县不愿摘掉“贫困帽”,其原因之一在于“退出标准”没有建立起来。而推     

中国政府扶贫行动的四个阶段

中国政府的扶贫行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８５年以前,中国政府虽然没有针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采取专门的反贫困行动,也没有设立专门的职能机构,但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一直在大幅度下降。１９７８年以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和“五保”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有效地缓解了农村的贫困问题。１９７８年发动的农村全面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困发生率急剧下降。在这一阶段,缓解贫困的成就完全是借助全面经济增长,特别是全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的。———随…     

临夏市“以德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临夏市地处国家确定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甘肃省58个贫困片区县之一,2013年初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943户、2.51万人,5943户,贫困发生率27.83%。近年来,临夏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一号工程",坚持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双管齐下,创新开展"以德扶贫",精准实施"扶德、扶志、扶智"帮扶举措,因户施策、因人施法,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蹚出了一条精准扶贫的新路子。     

贫困群体要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好主体作用

贫困群体主体作用表现为贫困群体一旦获得可持续维持贫困线以上收入的能力,就可以实现稳定脱贫。因为他们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军,给内源扶贫工作提供人力、智力和动力支撑。为了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我们要注重发挥贫困群体的主体作用,使扶贫工作由物质扶贫向内源扶贫转变。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从政府、高校、农民思想观念教育三方面入手,引导贫困群体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确保我们国家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县域视角下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解决了“山水难育人”的深度贫困问题。“十四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进入以后续扶持工作为重心的阶段，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巩固和乡村振兴事业的开局。本文在县域视角下，观察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产业转化、身份转化、文化转化，在三种转化之下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发展策略。     

农村精准扶贫实施机制解析

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仍有7 000多万贫困民众基本生活难以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近2.4亿贫困人口和5亿以上生活在1天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在这一时期摆脱了贫困,大规模减贫为全球的减贫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目前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扶贫工作出现扶贫对象不清晰、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新形势新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指导思想,靶向治疗,真扶贫,扶真贫。文章以贫困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撑对精准扶贫进行了讨论,为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献计献策。     

四川“三州”民族地区扶贫搬迁战略研究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和特殊的人文环境导致四川"三州"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众多、贫困程度深重,必须进行扶贫搬迁才能彻底摆脱贫困。由于受扶贫搬迁耗资巨大、国家补助太低、可迁入地越来越少等因素的制约,四川"三州"民族地区必须确立战略目标、找准实施重点,保障政策、资金、产业、人才支持,才能确保扶贫搬迁工程的顺利推进。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东西扶贫协作

组织东部１３个发达省市与西部１０个贫困省区之间开展东西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扶贫决策，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共同富裕”理论和“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实践。 １９９４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指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发达的省，都要对口帮扶西部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１９９６年７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正式部署了由北京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