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抢劫罪共犯问题的展开

事后抢劫罪的共犯问题着力于解决先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后,后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等行为参与和延续先行为人犯罪的情况。事后抢劫罪的处罚根据以及罪名性质争议是共犯论展开的前提,而我国以“财产法益”作为事后抢劫罪保护法益的通说见解在事后抢劫共犯问题的处理上显得相形见绌,由此“人身法益”的提出弥补了此种不足;在事后抢劫罪的性质争议上存在转化犯、法律拟制等观点对立,但从抢劫罪的本质出发,结合《刑法》第269条法条原文不能简单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一种转化犯;此外,在事后抢劫罪共犯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借鉴日本承继的共犯、结合犯、身份犯等相关理论,认为将事后抢劫罪作为“真正身份犯”在处理共犯的问题上更具有合理性。     

转化型抢劫的理论解释与实践适用

转化型抢劫的前行为——"犯盗窃、抢夺、诈骗罪"应解释为"实施盗窃、抢夺、诈骗行为"。转化型抢劫中的"当场"不限于犯罪现场,还包括离开现场后时间和空间不间断延续的其他场所。是否为"抗拒抓捕"目的而使用暴力,宜从客观方面予以推定。抢劫完成后扔弃赃物的行为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美国法官丑闻及惩戒制度

犯轻罪是启动法官弹劾权的最低标准，因而即使法官行为不当，也是不能启动弹劾程序的。换句话说，弹劾权不因法官的行为不当而启动，只有犯了罪的法官才有可能被弹劾。     

法教义学视域下的转化型抢劫新探

基于特殊预防刑事政策的考量只是立法的动机,并非拟制为抢劫罪处罚的正当理由,该条法律拟制存在过度处罚的风险。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特殊的身份犯,作为行为人之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属于一种定罪层面的特定身份,转化型抢劫的实行行为只能是基于特定目的意图侵害人身法益的暴力、胁迫行为。重刑化政策虽能满足民众制裁犯罪的复仇情绪并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扩大处罚的立法拟制已是既成事实,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转化型抢劫的入罪标准和适用宽缓的量刑幅度就成为刑法谦抑性的唯一实现途径。     

莫衷一是的被劫司机撞死劫匪案

出租车司机深夜遭到抢劫，劫匪得手后放过了司机。司机报警后又反过来撞击劫匪，希望把他撞成轻伤后容易被抓住，结果用力过猛不慎把劫匪撞死。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是见义勇为、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还是犯了故意伤害罪？这件前段时间发生在江苏省靖江市的出租车司机驾车撞劫匪事件轰动一时，各种意见和看法纷纷扰扰、莫衷一是。     

抢劫机动车辆中杀人是一罪还是数罪

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犯罪分子在抢劫机动车辆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致人死亡的案件。对此究竟是按抢劫罪一罪定罪处罚，还是分别认定为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认识，而且实践中对案件的处理也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对此种行为的处理，既要严格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也要结合具体情况认真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一、非法占有他人机动车辆而当场使用暴力杀人抢劫行为的法律适用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行为人为达到非法占有他人机动车辆的目的，当场使用直接故意杀人的方法，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而取得机动车…     

从犯罪阶段形态看海峡两岸的刑法立场

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刑法”总体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突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祖国大陆刑法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强化着刑法的社会保护。不同的刑法立场可以服务于同一部刑法的相同价值目标，而并非水火不容。     

事后抢劫罪若干问题刍议

事后抢劫罪并非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经法律拟制为抢劫罪。司法解释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能否成立事后抢劫罪出现了不一致的规定,立足解释论的立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被重新理解,故此承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本罪的犯罪主体。事后抢劫罪与承继的共犯也是一个疑难问题,事后抢劫罪不是身份犯,后行为人成立共同正犯和共犯的想象竞合。但是,根据正犯优于共犯的法理,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共同正犯论定刑事责任。最后,事后抢劫罪存在未遂,盗窃等前提行为相对于事后抢劫罪是一种潜在的实行行为,经由后续暴行、胁迫行为的实施,成为一种显在的实行行为。     

不能让民众失去安全感——从严惩治“双抢”犯罪的几点思考

“双抢”是对抢劫和抢夺两种犯罪行为的合称。抢劫,指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当场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夺,指不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公然夺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与抢夺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方式不同。抢劫是通过对财物所有人或者持有人采取人身     

谈在出租车上抢劫的问题

在出租车上抢劫能否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适用抢劫的加重情节定罪量刑,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中认识不一。笔者遵循司法实践提出,出租车为刑法所认定的"公共交通工具",在出租车上抢劫应依据侵权对象的不同而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抢劫致人死亡”研究

"抢劫致人死亡",是抢劫罪法定刑升格条件之一,由于涉及到行为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司法机关不得不慎重认定"致人死亡"的结果是否可归咎于行为人实施的抢劫行为。要解决好抢劫致人死亡行为具体认定,必须要先解决好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罪过形式、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致人死亡中"人"的范围。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具体认定"抢劫致人死亡"情形。     

抢劫罪、抢夺罪若干问题研究

准抢劫罪的结构实际是一个预备性质的违法行为和抢夺行为的结合 ,而以抢劫罪的实质判断 ,其行为结构应当是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和抢夺行为的结合 ,以相当性原则衡量 ,“携带凶器”盗窃、诈骗的行为也应当以抢劫罪论处 ,但以立法价值衡量 ,准抢劫罪的规定没有必要 ;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应当构成犯罪的观点 ,既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 ,又不恰当地束缚了侦查权、检察权的行使 ,同时剥夺了被害人或第三人的绝对防卫权 ,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也不相符 ;随附暴力强度较大的抢夺行为不应一律以抢夺罪论处。抢夺罪其行为表现不应以“乘人不备”和“公然”夺取为必要。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犯罪中比较严重的犯罪,是刑法打击的重点。《刑法》第269条规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转化型抢劫罪,即由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罪。文章对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作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认为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     

论盗抢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易越来越频繁,交易安全已然成为了民法所保护的重点。而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其中对于盗抢赃物是否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界所争议的问题。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中,曾经试图将盗抢赃物在市场中流转后的归属问题加以规定,但是在正式的《物权法》颁布后却删除了这一规定,我国《物权法》回避了这一问题。但是回避不代表不存在,相反,这一问题已经普遍的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国传统理论和司法实践都认为盗抢赃物是不适用善意取得的,因为这种理论产生于一个重视静态安全保护的社会环境下,而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而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显然这种理论已经不适用现在的社会环境了。而就外部的物理性质而言,盗抢赃物和普通的商品没有区别,而法律不强人所难,不能要求人们在购买商品的同时去鉴别商品,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     

临时起意图财行为之定性——一起强奸抢劫案背后的法理探析

行为人基于其它犯罪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然后产生了取得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并取得财物,此种行为如何定性？学界对此认识不一,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如果先行行为所产生的被害人意志被压制的状态与后续的图财行为之间存在因果牵连关系,宜认定为抢劫罪,反之,则宜认定为盗窃罪。具体说来,在作为前一犯罪行为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不敢反抗或没有反抗能力的状态下,产生取财意图,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应认定为抢劫罪;在作为前一犯罪行为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不知反抗或死亡的状态下,产生取财意图,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应认定为盗窃罪。     

谈飞车抢劫抢夺犯罪的有效打击措施

近年来,我国飞车抢劫、抢夺犯罪日趋发展变化,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为严惩此类犯罪,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相应的审理意见。文章分析了飞车抢劫、抢夺犯罪的特点及侦破此类案件的难点所在,提出了有效的打击措施。希望这些措施能有助于各地公安机关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让人民群众过上安定和谐的生活。     

抢夺罪合理性质疑——以飞车抢夺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夺罪存在着不利于实现刑法根本目的的有悖于法理的弊端，抢夺罪的存在模糊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抢劫罪之间的界限，以致于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飞车抢夺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常常出现争议。本文认为抢劫罪与抢夺罪无论是在客体方面，还是在行为方式和犯罪的主观方面都无差异，都具有一致性，拆解抢夺罪可与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相符，从而体现刑法在人权保障价值取向上的追求。     

抢劫案件研究综述

基于抢劫案件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发案数量之巨的现状,无论是理论研究部门还是实务部门,都对抢劫案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综述了近年来抢劫案件新的类型、新的特点、发案原因、侦查理念的转变和新的方法措施以及抢劫案件的防范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