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的＂多元性＂——以南岭民族走廊瑶族为例

＂族群＂概念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社会实体的一种范畴分类法.任何族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族群共生和繁衍历史,并且都离不开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族群认同和文化传承.族群认同是族群意识的基本构成,也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族群认同在族群内外的和谐关系构建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分析和研究＂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对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跨文化视域中的泰华族群认同度研究

在泰国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泰华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在发生嬗变和更替。他们在中华文化族群认同和泰国政治社会身份认同的钟摆间游走，于积极的自我调适中寻求寄望和归宿。在跨文化视域下，所在国的主导性文化与祖籍国的非主导性文化间早已摒弃博弈、争夺、胶着的竞争态势，狭隘单向的文化认同将得到扬弃。对于泰华族群身份认同度这一历史命题的探究，也应在跨文化语境中寻找相应的立足点和准确的角色定位，并从文化交融产生的双向、互补的基石中去理解、接纳，寻求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交流和共存，以期衍生出对国家、族群复杂架构下的崭新文化身份认同。     

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

作为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越南难民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重认同的困惑,其民族认同心理也在“我群”与“他群”之间不断冲突与抗争。为了缓解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些难民往往通过重拾历史记忆的形式来重构身份认同,强化或弱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族群边界。然而,从文化适应策略视角而言,越南难民的多重认同也隐含着诸多的现实利益诉求,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方式。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例

越南难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群体,但在历史、政治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越南难民一直徘徊在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其诉求得不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可,使他们至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南难民的跨国流动经历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从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其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困惑性。越南难民只有在淡忘其想象的难民身份,消除有意识筑建的"无形的"族群边界,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才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     

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基于欧洲的讨论

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是其内部所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区隔的反映。基于欧洲社会的视角,民族国家内在的身份边界、认同边界、权利边界等折射出当代欧洲各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身份边界是民族国家内在边界中的核心问题,涉及到公民身份、文化身份、宗教身份、族群身份、社群身份等层面的区隔;认同边界潜在地影响着社会的内在凝聚力,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不同层面;权利边界具有比较突显的表征,通过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发展权利、生态权利等维度展现出来。认识和理解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它为理解当代民族国家社会的发展策略及其制度建设提供了多重视角。     

民族性的表述:一个土家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

潭溪土家人藉由对文化习俗的传承、展演与采借彰显着族群身份,通过"民族文化"的创造强化了认同的根基,建构了族群的"姆庇之家"(the House of Muumbi);他们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现实情景选择了"土家族"的身份,又比照社会对于"少数民族"的期望和邻近苗族的形象塑造着自身的"土家族形象"。由之所映照出的族群性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客观文化特征论与主观认同论的调适,显示了族群内涵变动不居的特点,以及族群成员对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能动适应性。     

柬埔寨华裔新生代的认同及对华认知

在政治身份认同上,柬埔寨华人既认同所在国社会,同时也高度认可其华人身份。在族群和文化认同上,华族与柬埔寨高棉族的族群关系较为融洽,他们重视华人文化和语言传统,普遍认可华文学习的高度重要性,仍保留着较强的华人特性,认同柬埔寨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对华认知上,柬埔寨华裔新生代对中国有着较为浓烈的兴趣,他们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正面积极,认可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相比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华人,比如菲律宾、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柬埔寨华人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更为积极和正面。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

在过去的20年里,人类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拓展为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理解。较早时期的研究常将文化认同和文化的族群性相提并论,然而最近的人类学理论观点却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是两个独立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不必反映世代传承的或是纯粹的(gcnuinc)文化传统。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一个国家也许在其与其他群体的接触和同化过程中继续创造或传承其文化传统。而这一群体成员把未变化的文化传统阐述为文化认同。事实上,他们把其他群体与他们发生接触的语言和文化因子混合,甚至处于一种稳定的群体关系状态之中。许多个体(individuals)也许改变他们所声你的认同或是跨越群体成员身份的界线。这就是巴特早期关于族群和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见解(position),这一理论开阔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眼界。利奇(英国人类学家) 1954年从事的缅甸克钦语群民族认同研究也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implications)。     

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

族群研究的重点是族群边界问题,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人们之间的互动。族群认同在于自识和他识,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会确立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群边界的方式,因此,族群边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族群是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文化承载和区分的单位,共享文化是长期社会进程的结果。多族群的相互依赖取决于族群间的互补性,其文化不同是族群间长期差别造成的结果。族群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究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保持,而不是研究个别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     

笑群认同与国家民族认同解析

多族群关系的融合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可是在现实中,少数族群却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用文化认同的理念解析多族群的国家民族认同观,通过唤醒、消弭、构建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国家建设与族群政治

马来西亚素以多元族群文化共存著称,而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之发展却因殖民历史、民族国家、族群性民族主义、族群关系、现代化、社会发展等内外因素而显得动态复杂。不同族群对于国家社会的理解、认知与实践也使得族群政治贯穿于马来西亚国家建设进程始终,并成为国家政治与公共生活中敏感却又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马来人、华人及原著民在马来西亚国家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境遇及其应对策略,由此影射的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族群政治与族群权益,成为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实践的重要依据。     

台湾新电影三十年:乡土与本土的纠结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新电影表征了当代台湾社会思潮的巨大转向:由乡土转为本土,由中华认同转为台湾认同。反帝反压迫、反思殖民现代性等批判性向度,是早期台湾新电影的乡土意识的主要内容;而继起的本土意识则失去了乡土意识的开放性与批判性,其以族群对立、省籍区隔为基础的电影叙事,反映了一种"反外省"、"去中国化"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乡土与本土是重估台湾新电影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类型、身份认同及国族想象,二者在台湾新电影中的对立纠结,也显示了"中国结"与"台湾结"在当代台湾社会之差异互现的结构性在场。     

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对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族群关系敏感与族群政治盛行的马来西亚,华人一直是受到歧视和打压的对象。华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影响马华族群关系发展和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整合的关键因素。与马来西亚独立前华人的认同相对比,致使华人在独立后的身份认同发生转变的最重要因素是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族群政治的曲折走向使华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呈现出从冲突对抗到缓和调谐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温和的族群政治整合方式建构了华人多重认同之间的张力。     

全球化与欧洲地区民族主义

20世纪下半叶 ,欧洲国家内出现了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 ,导致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 ,同时也深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是对全球化转变和国家衰颓的反应。全球化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削弱了民族国家认同 ,促使了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这种地区民族主义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彝族孤人支系族群认同与“僰人后裔”身份建构

20世纪60年代民族识别后,分布在云南东南部的孤人被划入彝族。孤人集体记忆、语言、服饰有其文化独特性,在地方性的族群互动情境中建构孤人族群认同意识,并对彝族身份感到疑惑。民族识别后的50年,体现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使部分孤人已经接受彝族支系的身份认同。孤人在认同彝族与认同孤人之间表现出层次性和情境性。近年来,孤人被地方精英发明为"古代僰人后裔",孤人认同意识又得以强化。孤人的个案反映出国家族属认定、族群自我表述、社会变迁因素对族群认同建构的影响,可为今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支系族群与尚未识别族群提供参考。     

学者身份与客家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之于客籍学者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也是历史和现实赋予的必然要求。从客家研究肇端,学者身份与客家族群认同就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客家族群的建立和认同依赖客籍学者,客家族群认同的书写演绎和领域拓展,巩固和提升了客家学学者的学术地位。客籍身份的功利应该超越地方记忆和族群认同的契约,才能呈现出非契约性的一面。剥除客家村落聚居的村落单位机制和族群认同的学术藩篱,客家研究方能出现崭新的面貌。     

族群与社会文化互动论

族群划分以族群认同为基础 ,族群认同又以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语言、宗教信仰及习俗文化等因素为基础 ;族群边界的扩延与缩小 ,取决于族群文化张力大小所导致的族群关系的变动。换言之 ,族群、社会与文化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动态发展的互动关系。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基本特征论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有其鲜明特征,既是国家对公民成员的一种政治与道德原则要求,也是公民或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一种道德品质;既是全民族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心理,又往往以大一统的政治疆界、统治、政策等作为实体依托;既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又有博大的世界情怀、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为政治要求与道德义务的统一、文化认同与政治依托的统一、民族主义与协和万邦的统一。     

论跨界民族的不平衡发展

跨界民族的不平衡发展是一种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主要体现在族群规模、经济发展、政治认同、社会适应与文化流变等方面.研究表明,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倾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适应程度对族际关系的影响最为重要.同时,族群规模和文化流变也不容忽视.     

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综述

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民族主义强调对自己国家文化的民族认同感,而政治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对自己国家政治的强烈的政治认同。主要对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