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征地制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农民盼征地、盼拆迁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通过对"什么农民?"、"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与民争利?"等三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对当前征地制度研究进行反思。通过采用基本匡算,发现国家"被征地机会"的实际供给十分有限,真正有被征地和拆迁机会的农民仅占全国农民中的极少部分,绝大部分农民盼被征地、被拆迁而却没有机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既包括个体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也包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财产权,还包括全体劳动人民的土地财产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当前的征地制度并没有侵犯农民的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真正侵犯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恰恰是那些想要成为"土地食利者"的城郊农民。实际上,"与民争利"的不是政府,而是这些"土地食利者阶层"。     

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的法规范分析

现行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主要集中体现在我国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及土地管理法中,同时还深受相关农地政策的影响。该制度既有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一定不足。应以尊重农民合法权益为价值目标,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意识,进一步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主体;遵循财产权的基本原理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性,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制度;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构建多元化的调整模式,使承包地调整制度能够真正遵循物权理念进行构建。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稳定的制度建构

土地承包关系之所以始终不稳定,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作"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决定,是适应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立足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将此项政策转化为法律时,可从以下方面重构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消除对土地承包的行政干预;废除强制收回承包地的规定;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登记时设立;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期满自动续期制度;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抵押制度。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尝试与制度构建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出资标的真正参与公司化运作、进入市场交易层面,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的更深层次创新,也是对我国现行土地流转制度和公司资本运营观念的双重挑战。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设立公司有明确的可能性并有现实的发展前景,遭遇限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利用效率和保障功能的冲撞。在构建出资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辅之以政策、金融措施跟进,有利于矛盾的解决。     

对2004宪法修正案的思考

2004宪法修正案中,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增加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并将"人权"和"私产保护"写入宪法,使我国现行宪法的内容更加详实,体系更加完整。但是如何保护宪法相对稳定、司法如何真正独立、怎样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等,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制度创新与“三农“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中国农村改革对新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农村经济的大发展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要求.就解决"三农"问题而言,关键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有效的、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农村改革,真正使农民减负增收,但现行的制度效果不明显."三农"问题对当代中国的制度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并蕴含着推动制度发展的动力.     

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

城市土地国有制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土地制度，是我国整个土地制度的关键和症结所在。在建国之后直至现行宪法颁布之前，尽管经历了多次土地国有化的运动，但至少在宪法和法律上都未否认非国有土地的存在。现行完法中城市土地国有制的规定在制定时就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并在之后又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尤其在当前的情势下，必须正视并力图解决上述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佃权化"透视——罗马法永佃权制度价值之思考

永佃权系罗马法之用益物权,其充分保护了罗马时期的财产关系并扩大了其所有权权能。我国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缺陷已迟滞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故亟需加以改进;鉴于我国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罗马法永佃权存在天然的相似性,故充分借鉴该制度以完善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极具现实可行性,此举对最终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乃及农村城镇化均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物权法视野中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整合

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主体错位、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全等弊端。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农民不能充分利用土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弊端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科学化成为制定中国民法典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谈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科学设置

违宪审查是我国宪法监督的具体体现 ,但因现行机构设置的不合理 ,使我国的违宪审查不能真正贯彻。笔者认为真正落实此制度 ,必须建立科学的违宪审查机构 ,并对此做了相关的论述。     

落实出版“走出去”战略浅议

出版“走出去”战略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出版物走出国门的比例很小,使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相对较弱,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落实出版“走出去”战略,把我国出版物推向国际市场,推动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小产权房”解决思路探讨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商品房价格一路攀升。面对这种现状,社会各阶层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催生出了"小产权房"这一现象。其存在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现存规模的庞大性以及处置的敏感性等多方面的问题。应从分类治理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两个方面入手,解决小产权房的困境。     

关于重庆转户政策的“张德元假说”及其他

＂张德元假说＂揭示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在现行制度下重庆转户政策可能带来的弊端。建议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农地国有永佃制替代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制。     

对廉租公寓建设的思考

在我国城市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以暂住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过渡群体具有特殊的住房需求。由于城市住房供应结构尚不完善,过渡群体对过渡房的需求主要由城中村出租房和部分社会出租房提供。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完成,过渡房需求将存在供给主体的缺失。因此,需要建立以福利性为主、部分微利性为辅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廉租公寓,通过政府主导,设立规划、建设、土地、财政等多部门联动协调的专职部门,进行多渠道筹集资金,结合城中村改造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并加强后期公共管理与服务工作。     

论农业“两个飞跃”的科学思想——兼析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产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是当代农业的根本矛盾，着力克服弱质性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农业生产力独有的特殊性。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是对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经验、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的科学概括，体现了生产力特点、生产关系形式、市场机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出路要靠科技创新和组织形式的优化，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统筹城乡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的模式应是以高科技为支撑、高度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相结合的多元生态循环农业。建议运用好“两只手”实施“双补贴、一回收、一专营”的大政策，大幅度增加农民收益，使农业变为一个朝阳产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范有序流转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针对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应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将有条件的抵押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合法方式,并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     

文化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研究——以哈萨克族“还子”制为例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面临的一项严峻的社会问题。在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中,家庭养老也是家庭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现阶段,坚持以家庭养老为基本的养老方式符合过渡时期的需要,同时进一步缓解了我国社会保障面临的巨大压力。通过对哈萨克族"还子"制的个案研究,可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妥善解决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供借鉴。     

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人学实现了对人本主义的超越,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吸取传统人本主义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既不是西方人本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人,也不是中国传统以民为本中的民;以人为本也不能理解为以个人为本。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面子”文化、舆论监督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

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中国集权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同一性以及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应遵循限权而非分权的改革思路,在具体途径选择上应注重发挥中国传统"面子"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社会规范功能,同时发挥媒体监督供给相关信息的作用,为"面子"文化社会规范功能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从“外力拉动”到“双轮驱动”——转型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调整与制度创新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虽然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城乡二元结构”,却仍然是建立在城市中心主义之上的,它客观上固化了农村的边缘地位。在城市大幅扩张、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城市出现“消化不良”症状的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在继续保持外力拉动的基础上着力激活农村内在动力,消除“村际阻隔”和“产权缺陷”,通过促进农村内部产权自由流转、建立农地农房储备制度等途径,着力构建大农村内部市场和弹性城市化机制,实现统筹城乡“外力拉动”和“内源发展”并行的“双轮驱动”。这种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既可以改变农村资源资本化不足带来的发展动力不够的现状,又可以避免农村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