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以色列政策:谋求新的平衡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以色列政策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拜登政府开始调整之前对以色列过分偏袒的做法，使美以关系回到常态，有意维护与中东其他各方力量之间的平衡，安抚中东阿拉伯盟友；在地区层面，通过影响盟友们和友好国家，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意欲与地缘战略对手伊朗重启谈判，通过重新签署伊核协议对其施加限制，从而对中东和亚太两大战略板块的战略资源进行重新配制，以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拜登政府的新以色列政策将对以色列的外部战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以色列的回应、域内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域外大国的态度都将叠加在一起，成为未来中东局势中新的变量。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后，为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加紧推进地区战略部署，着力拼凑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强化美菲军事安全合作并拉日澳积极参与；推动美日韩合作“制度化”；加速推进和拓展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逐渐走实。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心，并利用“离岸平衡”策略打造多层式、网络化遏华盟伴体系；同时大力推动海洋军事战略转型，竭力制造台海和南海联动效应，并有意裹挟地区盟友共同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中国维护周边和地区稳定特别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增大，中美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力争突破美国的战略布局。     

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美国北极战略演进研究

二战结束后,美国北极战略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雏形阶段,到后冷战时期前20年的成型阶段,以及奥巴马时期的确立,并伴之特朗普时期的新发展阶段变化。本文认为二战后美国北极战略的三阶段变化,不仅源于北极地区自然环境和政治安全环境的变化,更源于不同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则基于国际政治变化导致美国对国家安全威胁认知和判断的变化。通过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北极战略,本文认为不同阶段的美国北极战略具有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包括第一阶段因美苏争霸需要而呈现军事化的特点、第二阶段因冷战结束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而呈现出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特点、第三阶段因强调地缘政治博弈甚或大国竞争而呈现“回归”传统安全乃至军事化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兼具“回归”国际合作和“延续”大国竞争的双重特点,美国北极战略因而呈现出既寻求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又继续军事化乃至“高边疆化”的双重特点。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的最新进展北大核心

近年来，拜登政府努力打造美国“印太战略”体系，积极拓展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并为此推出《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这一全新的制度安排。目前，美国的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战略逐渐推进，在外交存在、安全与防务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拜登政府借助三大层次的制度架构逐步实现其战略目标，又努力避免过多的承诺和过重的财政负担。从长远看，太平洋岛国对民主和地区主义的本土化理解、与美国在遏制中国上的不同立场以及美国财政援助存在的问题都使拜登政府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实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印太”军事威慑战略评析北大核心

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一体化威慑”战略，通过强化亚太前沿军事存在、翻新各种作战概念、打造军事集团等手段，强化“印太”军事威慑，企图借此巩固霸权地位。但该战略引发了地区军事化与地区经济化、军事一体化与地区战略自主、威慑止战与威慑致战三大矛盾，不仅冲击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侵蚀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还大大增加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危害亚太地区安全。     

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东南亚之行看拜登政府的“算计”

2021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对新加坡和越南进行了访问,这是美国拜登政府对东南亚展开外交攻势的重要活动。哈里斯向停泊在新加坡军港的美军士兵发表演讲,号召他们去“创造历史”;在与越南国家领导人会谈时,表示希望允许更多的美国军舰访问越南。东南亚之行,哈里斯的重点之一是宣示美军的军力。可见,拜登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动用武装力量,宣示美国实力,维护美国利益,建立“和平、繁荣的印太地区”只不过是其动武的“遮羞布”而已。     

拜登政府拉美政策的特点及走向北大核心

拜登执政以来,全面纠偏特朗普内外政策,对外重置美国外交战略,在拉美高举“美国归来”大旗,加大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着重推行“民主善治”、治理移民、助力抗疫、帮扶复苏等议程,力求修复美拉关系。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排华思路,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在对拉美政策调整全过程,变换手法破坏中拉关系、阻扰中拉合作。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变本加厉地排挤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域外力量,谋求重掌后院。虽然拜登政府来势汹汹,且在缓和美拉对立情绪、修复西半球盟友体系方面有所进展,但受内外因素的制约,其重塑美拉关系的努力遭遇挑战,距离实现重振领导力和影响力、完全管控拉美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地区影响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以多边策略建构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优势,南海是其主要着力方向。美通过强化在南海的军事活动,邀约域外国家介入南海地区安全事务,拉拢菲、越、印尼等国,推动国际媒体塑造南海问题国际话语,试图营造其对南海地区安全的主导权。然而,由于美国等域外国家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在合法性上存在天然缺陷、南海地区安全结构的转型以及东盟主要国家对卷入大国安全对抗的高度警惕,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实际效果相对有限。     

21世纪东南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及我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东南亚是世界上相对稳定的地区之一，和平、稳定符合大多数国家根本利益，是这一地区的主流。但是，该地区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如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国家内部矛盾，军备竞赛，金融危机以及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等。这些问题都将会对本地区的安全产生影响。一、当前东南亚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１．“大国平衡”关系是维护东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础东南亚地区国家一直把大国势力的平衡作为本地区安全的思想基础。从目前来看，左右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美、中、日、俄四大国之间关系基本稳定，特别是被视为整个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     

拜登政府的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

水资源安全是拜登政府关注的重要领域,充当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平台。拜登政府的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以水资源安全相关领域为切入点,以多层级参与扩充行为主体,以盟友参与深化国际影响力,意在强化美国的水资源治理模式,以塑造水资源治理为战略抓手,降低因水而起的美霸权治理成本。同时,拜登政府借水资源安全议题参与全球战略博弈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美国对全球水资源情况的了解程度有限,美国目前的实力也限制了其全球水资源安全治理能力,美国的盟友也可能在全球水资源治理方面构成一定程度的竞争或产生不利影响。     

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经贸政策在淡化特朗普民粹主义色彩的同时，继承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内核，通过制度性强化和战略性推进，使贸易保护主义、产业保护主义、技术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四种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得到了全面和系统扩张。拜登政府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美国社会持续涌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制度衰落的担忧，同时美国全力推进大国战略竞争也需要凝聚新共识。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服务的，但由于相关政策的狭隘性，其必将加剧大国竞争对峙，冲击美国与盟伴缔结同盟的利益基础，并最终损害美国霸权地位。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

奥巴马入主白宫一年里推出了一系列加强与东盟合作的举措: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表明其加强对东南亚地区影响的决心。积极促进湄公河地区的发展目标,以冀对该地区产生较大影响。首届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召开,标志着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美国调整东南亚政策有着把东南亚作为重返亚洲的第一块基石、获取较多经济利益、抵消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等考虑;东南亚国家出于为东盟提供安全保障、希望维持地区"大国力量平衡"和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获得美国支持等目的也乐见其成。美国加强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可能会对东盟、东亚合作以及中国外交产生一系列影响。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动因、举措与启示

代理人战争是一种常见的战略博弈形式，是一国以非参战的方式介入外部冲突的一种策略手段。拜登政府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举措就是代理人战争的典型表现。它是美国在全面推行“大国竞争”战略的背景下出于多重因素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坚持不直接介入冲突，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向乌提供多种形式的军事支援。分析梳理美国的这些政策举措及其背后的战略考量，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这场冲突本质的认识，对于研判该战略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可能运用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动因及限度

拜登执政初期，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新变化，呈现明显的双轨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引领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另一方面，美国一度寻求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然而，乌克兰危机迫使拜登政府不得不二次调整对俄政策，联合盟友通过全面制裁和政治孤立实现“弱俄“以“遏俄”的战略目标。传统建制派回归及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对俄战略“三观”的延续与调整以及中国、欧洲等第三方因素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危机长期延宕导致美国战略界逐步出现对俄政策反思，国内民众也更不愿承受对俄强硬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存在一定回调空间。但由于美俄面临地缘政治和战略认知冲突、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束缚，美国对俄政策演进有其限度，美俄关系难以本质逆转。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新一轮剧烈互动与博弈，深刻塑造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在变局中抢抓机遇，为自身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