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型平台企业数据交易强制缔约义务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型平台企业积累了海量数据资源,与中小市场主体之间形成“数据鸿沟”,一些中小市场主体需要大型平台的数据支持方能持续经营。但大型平台为了维护竞争优势,会拒绝中小市场主体合理的数据交易请求,而数据爬取又因受到法律约束,无法满足中小市场主体的数据获取需求。由于适用反垄断法框架下的“必要设施原则”和“拒绝交易责任”无法有效破解“数据鸿沟”问题,为平衡大型平台的数据权益及中小市场主体的发展权益,应回归民商法路径推动大型平台开放数据,建立大型平台数据交易强制缔约义务制度。在构建大型平台数据交易强制缔约义务制度时,应当谨慎设置适用条件并明确制度内涵,防止该制度过度适用造成负面效果。     

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益保护论

企业对基于其私人投资而形成的大数据拥有怎样的权利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更多以副产品面目出现，其价值有赖于后续的挖掘。权益保护模式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实现激励与利用的平衡。企业数据权益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数据生成由多人贡献的情况下，数据控制者要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享数据上的权益；其二，企业数据仅能获得有限的保护，以此向社会开放更多的利用空间；其三，企业数据保护需要在具体的场景中基于数据集和数据利用行为的具体状况作出衡量与判断，其是一系列介于完全控制与完全共享之间的权益。在数据控制者能够依靠技术手段实现数据事实控制的情况下，建立数据访问和获取制度是促进数据流通、建立数据利用秩序的关键。     

数据产权的法律表达

数据具有客观实在性、可确定性和作为劳动成果的财产属性，可以作为独立的交易客体进入市场流通，设立财产权性质的数据权因而具有正当性。为数据生产与交易提供充分激励，维系围绕数据生产加工所形成的社会分工合作和按劳分配格局，亦需要法定权利的设置。综合来看，将数据权初始配置给数据生产者最为合适。原始取得的数据权应为一种总括性权利而非分散性的权利束。国家政策文件中列举的数据产权类型重在揭示经济生活中数据生产和利用的不同形态，其在法律属性上则为数据权或从数据权中派生的权利。结合数据的电子形态和传播特性以及数据利用的方式特点，对数据权内容较为贴切的区分是访问权、复制权、使用权和处分权，并以访问权为数据权的首要权项。相应地，数据侵权规范的构建宜以保护权利人对数据访问的控制为中心。     

论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贯穿于数据产权、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等基本制度，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数据安全义务的规范体系由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三个方面的法律组成，存在相应的适用顺序。当事人也可以约定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任何实施数据处理活动的组织或个人都是数据处理者，负有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数据处理者应当根据数据安全风险确定所采取的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重要数据的处理者还负有两项特殊的义务。数据处理者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导致数据被第三人取得进而被非法利用，造成他人损害的，直接侵权人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数据处理者应承担与其过错、原因力相应的赔偿责任。     

论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

有关附随义务的规定首次出现在我国《合同法》中。《合同法》第四章“合同的履行”部分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一备受理论界称道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的债法制度、促进交易完成、保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附随义务在合同法理论上还很不成熟，缺乏系统、深入地研究，在司法实务中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本文拟就附随义务的概念、特点、与其他合同义务的区别、主要形态及适用附随义务理论所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其抛砖引玉。一、附随义务的概念附…     

数据公平利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在当前的数据交易与利用实践中，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主要为少数企业所控制，作为用户的个人与中小商家则难以利用数据。为实现数据的公平利用，欧盟试图赋予用户以数据访问与利用权，美国注重个人信息数据的市场交易，我国则强调对企业数据进行确权。然而，数据具有聚合性、关联性、场景依附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征，确权无助于解决数据利用过程中的争议，将数据视为权益混同的聚合型财产，通过行为规制与数据治理实现数据公平利用，是更为合理可行的路径。对于商业主体数据的利用，应强调市场自治与竞争秩序公平。对于个人数据的利用，应从“个人—企业”“个人集合—企业”两个关系维度构建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对于公开数据的利用，应克减平台企业的数据控制权，赋予平台内商家以有限的数据访问与利用权，保障平台内个人用户的个人信息携带权，以有效平衡各方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个人数据的产权化与流通

个人数据具有聚合的必要性和复制的便捷性两个特点，其对塑造公司间交易、交易所交易和消费者合同三种数据交易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三种以合同为主体的交易模式存在信息成本高、执行成本高、提供与保护数据激励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对数据实行产权化来弥补现行法律解决数据权益问题的困境，并解决相应的市场失灵难题。将个人数据产权配置于个人，通过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剖析，运用“权利束”理论进一步推导和分析出个人对数据产权的具体权利。借鉴英美法系权利相对性理念和场景化工具来推动个人数据的流动，以促进个人数据的保护和利用。     

试论我国《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

我国《合同法》第四章合同的履行部分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一条款被认为是附随义务规定在我国法律中的首次出现。这一备受理论界称道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的债法制度、促进交易完成、保护交易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附随义务在合同法理论上还很不成熟,缺乏系统、深入地研究,在司法实务中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本文拟就附随义务与其他合同义务的区别、主要形态及适用附随义务理论所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消法视角下的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

对于《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是近年学术争议的一个问题。传统的商业平台，大多只是简单的商业中介或商业交易聚集组织者，目前的电子商务平台，是实实在在的经营者集合商、商品交易运营者、交易秩序管理者、纠纷调解裁决者，履行着部分商业交易的市场监管和纠纷裁判职能，具有很强的商品物资配置影响力、商业规则制度影响力、个人和商业数据整合力，具有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主体，需要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义务。《电子商务法》规定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不能受限于传统的民法思维习惯，而目前对于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遵循了民法的私法自治理念，是在民法的规范体系内寻求答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视野分析，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权利主体是消费者。     

论数据信托:一种数据治理的新方案

数据信托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从而在数据流通和交易中确保数据隐私和安全.数据信托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美国的"信息受托人"方案,对数据控制者苛以信托受托人义务,目前还停留在理论阐述阶段;另一种是英国的"数据信托"方案,建立第三方机构提供独立的数据信托服务.英国已经推动了各种数据信托试点,提炼出数据信托生命周期的六个阶段和五种法律结构,为各国开展数据信托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国正在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可以借鉴英美的数据信托理论和实践,在数据交易和公共数据管理方面探索中国的数据信托实践.     

论合同的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是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从法定义务的角度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提出了更为周全而细致的要求,在促进给付的同时实现了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对交易安全的保障,附随义务分为缔约过程中、履约过程中和合同履行完毕后的附随义务。我国对附随义务的规定过于简略,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附随义务的各种形态,提高附随义务的法律效力,明确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形式及归责原则。     

论我国附随义务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以合同为核心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复杂,正确认识和把握附随义务,重视并实践附随义务,对于促进交易,发展经济,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附随义务作为现代合同法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其间虽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其中诸多问题仍旧未能澄清,我国的附随义务制度仍存在诸多缺陷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加以完善。     

因应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全周期治理的挑战

数据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因为其不仅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原料和创新要素，也具有巨大的市场交易价值与交易需求。近年来，国家在顶层设计和相关具体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对数据要素的全周期治理给予了高度重视。数据要素的市场化过程复杂，各环节相互关联，通过全周期治理能够充分审视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探索具有可及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当前，面对数据要素全周期治理中数据权属制度待落地、数据交易市场秩序待规范、数据市场竞争规则待明晰、数据安全保障制度待提升等问题，建议以“与数据相关行为”为基准细化数据权属设置；明确数据交易中心（所）在数据要素市场化中的地位；规范数据市场竞争行为，完善数据竞争规制方法，将认定的重点转向竞争行为正当性标准；细化数据安全规则相关内容，从内外两个层面加强数据安全治理，形成法治架构下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全周期治理格局与方案。     

商业数据的私法保护与路径选择

目前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数据的界权、交易与保护议题颇受关注，特别是其中可流通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商业数据。当前法学界对商业数据提出的保护进路，大致有“商业数据财产权论”“商业数据控制权论”“商业数据‘权利束’论”以及“商业数据权论”几种观点，但上述观点都有其不足。笔者基于商业数据蕴含的多重私权属性以及其独创性的不同程度，并以司法适用的一般原理和请求权基础检索为依据，在现有私法制度内提出由知识产权、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构成的“商业数据综合保护论”及其渐进式“三层五步走”具体保护路径，以期在现行法框架下促进商业数据的共享利用与有序保护。     

数据交易的权利规制路径:窠臼、转向与展开

数据确权的理论分歧集中于"后期物权说"与"新型权利说"的对立讨论中,但两类学说在理论证成上仍存在罅隙,囿于实践中相关纠纷已层出不穷,作为规范交易市场核心的合同法应当发挥其应有的法律功能.数据交易法律关系可以解构为"数据服务合同",中介、委托合同以及"平台服务合同"."数据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负有及时支付/接受对价之权利义务,以及及时提供/接受符合质量要求的数据服务的权利义务.中介、委托合同,"平台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除负有法定或约定的权利义务外,数据交易平台方对于数据源层方还负有数据安全存储与网络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数据用户方还负有服务说明、告知,形式审查以及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网络平台版权过滤义务的引入与构建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与大数据算法技术的进步使“避风港”规则受到了巨大冲击，而引入网络平台版权过滤机制作为当下最具实施可能性的方案，将有效化解互联网版权侵权难题。通过运用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全面梳理欧美版权过滤义务的主要内容及运作方式，向我国平台版权过滤义务的构建，提供制度巧思。为了重新平衡互联网新环境下的各方主体之权利义务，并进一步增强对版权人保护。我国法律应积极着手于过滤义务之过滤主体、过滤前提、过滤标准的相关制度研究，同时注意辅以错误过滤的相关救济机制，以此为版权过滤义务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体系化展开

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教义学证成建立在对宪法规范的体系化诠释基础上，既要通过“人格尊严”“人权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条款的体系勾连解释出新兴数据自决权，也要结合具体的权利条款导引出传统基本权利向数字世界的移植内容，最终统合在个人数据权利的框架秩序中。为了实现个人数据法益与社会数据法益的均衡发展，需要合理配置个人数据权利的体系结构。在配置模式上，“权利束”理论符合“一数多权”的功能优势，能够综合协调各方数据法益。数据自决权是数据权利束的“束点”，构成个人数据权利的价值内核。在体系构造上，将个人数据权利分为数据本体性权利与数据衍生性权利，可以凸显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实现数据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保障个人数据权利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与数字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促进数据自由流动的同时，国家需要承担对个人数据权利的公法保护义务。     

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中的数据电讯制度介评

1 996年 ,联合国贸发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的公布 ,反映了数据电讯作为一种交易形式 ,其重要性日益增加 ,要求改革现行法律制度。该法为各国电子商务立法提供了重要蓝本。 1 999年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就是以《示范法》为基础的 ,体现了该国改革原有法律 ,建立数据电讯制度 ,以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决心。本文介绍该法的主要内容 ,评析该法的意义和特点 ,其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国有产权交易——在制度改革中规范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如何提高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确保国有产权的有序流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解决企业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和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建立企业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制度，借助公开的市场化平台，在促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同时，重点抓好国有产权转让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和规范操作，保证国有产权的有序流转，实现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数据生产论下的平台数据安全保障义务

《数据安全法(草案)》构建了平台数据安全保障义务框架,包含着数据安全制度、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监管配合义务三个维度。传统的民事侵权责任理论已经无力解释平台的数据安全保障义务的庞杂体系与多样化内容。应从数据社会生产的角度分析,平台已经成为了数据生产要素提取加工者、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多边市场。根据霍菲尔德的"特权-无权力"框架分析,平台的数据安全保障义务的扩张,实际上是数字经济社会生产中膨胀的平台权力的纠偏机制。合理的平台数据安全保障义务应以数字生产论为基础,合理设置平台对数字产品的质量责任与安全生产义务,划定平台数据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