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SAV的电子参与技术及其启示

简要梳理了国内外在技术领域关于电子参与实现工具方面的研究进展，为解决电子参与政策过程的技术支持问题，提出将计算机支持的可视化技术（CSAV）应用于政策过程公众讨论，并概述了CSAV的概念及模型；通过典型案例分析CSAV政策存贮图，包括总览图、对话图和讨论图的设计原理，得出可视化讨论工具有助于促进电子参与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可视化技术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电子参与建设的启示。     

电子化公众参与在英国新型地方规划系统中的作用

电子化公众参与在英国城市规划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得益于一系列有关城市规划的规范与政策的出台,新型的规划模式为公众参与提供了程序性保障;另一方面也归功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能动性协商参与工具等电子规划技术得以运用。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英国的城市规划系统中,电子化公众参与还存在着诸如电子规划工具普及率不高、交互性参与不足以及参与成本较高等需要改进之处。     

电子口岸“大通关”，进出口货物更顺畅

长三角区域加速“大通关”。目前，长三角已有780家企业参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进出口货物3．5万批次、货值56．8亿美元；长三角检验检疫实现了电子信息联网；海事、边检、电子口岸、口岸物流等多个项目合作也取得进展。作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通关协作”是长三角区域去年6月启动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取得实效。     

构建最开放的电子政府:韩国模式及其启示

在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化进程中,韩国政府走在了前列.研究韩国电子政府的发展模式,有助于深入探索如何使电子政府的发展更加合理化,对促进中国行政改革与电子政府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电子治理语境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理论界对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已不存在分歧,在现有技术平台下,如何从程序上使公民更有效地参与其中成为新的关注点.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政策问题形成、政策议程、政策评估以及政策合法化四个阶段中的公民电子参与程序进行论述;并对公民与政府双向沟通中各环节的公民和政府的参与内容进行分析;指出公民与政府的信息和意见沟通需要一个整合、规范,流畅的程序支持,并提出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完善的建议措施.     

2014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调查报告

在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评估框架下,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开展了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调查工作,从基础准备、在线服务、电子参与、多渠道服务、新技术与新应用等方面,客观评估了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并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持等方面对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勾建平安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

嘉兴市高度重视公众参与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建立健全平安建设公众参与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分析当前平安建设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应通过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舆论氛围；把握关键要素，进一步突破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瓶颈限制；创新组织发动，进一步发挥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关键作用：创新组织机构，进一步发展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社会组织；加大政策引导，进一步落实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权利保障等举措，不断加强公众参与平安建设力度，建设一个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平安嘉兴”。     

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基于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创新的分析进路

不同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对我国司法改革进程能否有效推进具有重大影响。司法职业改革进程中采取的是体制内、封闭型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导致在司法职业化框架中进行的司法运作过程及结果选择难以得到公众的有效认同。当前我国司法改革进程陷于如下困境：因路径选择之惑无法实现司法理性与公众理性的有机衔接；因动力来源之惑伴随着司法权威不断被消解。在司法民主化改革中理性选择体制外、开放型的公众参与模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才能真正化解司法改革进程面临的司法理性与公众理性脱节、司法权威不断被消解的困境。     

网络政治参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研究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人们的广泛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隐藏着种种弊端,政治参与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理清了网络政治参与相关概念,解析了网络政治参与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质疑的原因和结果,并提出了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合理有序发展的若干对策。     

危中寻机——两千台商赴台交会觅商机

4月8日至11日，第13届台交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台交会吸引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31844名专业客商参会，其中台商多达2563人。对此，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副总干事罗怀家说：“我们本以为经济危机中大家要节衣缩食了，招展可能会艰难一点，可没想到企业参与热情更高!”     

公安社会管理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公安职能。当前，公民参与公安社会管理的意识开始形成，参与形式多样，但公众参与公安社会管理的制度化渠道少，制度保障尚有不足，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面不够广泛，参与深度不够。应更新公安社会管理的理念，更多地依靠公民力量解决公安社会管理中的难题；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鼓励不同形式的公民参与；规范和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完善激励公民参与公安社会管理的机制；建立对公众参与信息的搜集、响应机制，加强信息沟通。     

电子治理的概念解析及基本框架研究

概述了国内外关于电子治理研究的进展情况；综述了当前国内外关于电子治理概念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的定义；比较了电子治理与电子政务的异同；阐述了电子治理的特点和实施条件；对电子治理进行了SWOT分析以期评估政府开展电子治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最后在分析电子治理主体（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并提出了评测...     

我国网络政治参与亟待加强监管力度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崭新的政治参与方式，正日益成为民众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互联网逐渐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工具，彰显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参与的模式和结构。在充分认识与肯定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和社会功能之时，也不能回避它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负面效应。     

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中正向偶像传播参与研究--基于对新浪网中关于雷锋精神微博的分析

通过对新浪微博中关于雷锋精神微博的观察与分析，总结雷锋精神微博的内容、功能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视野中，青年参与正向偶像传播的基本特点及一般规律。研究表明，微博技术放大了正向偶像传播的功能，表达了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在传播正面价值上的主流倾向；雷锋精神微博的地域差异性，显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正向偶像传播的积极作用，青年群体对于雷锋精神微博的参与，表明参与正向偶像传播是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代表着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正向因素；而整体上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对于正向偶像的关注程度还明显不够，需要特别注意。     

论村民自治进程中主体公共参与的实现

当前，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主体公共参与处在干部支配型或精英主导型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主体公共参与存在着主体实际参与和法律授权差距大；主体实际参与不平衡；主体参与意识与村民自治内在要求不一致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为主体均衡参与公共事务夯实物质基础；健全有序的公共参与制度，为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制度保障；培育健康的村民自治观念，为村民自觉参与公共事务提供观念指导。     

电子提单制度构建基础问题研究

电子提单货物信息的瞬间传递在破解纸质提单危机．解决物流的在线传送．为国际货物贸易带来巨大变革同时，电子提单载体的无形性及运行模式的改变，对现行以提单纸质介面为中心所创制的提单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电子商务化浪潮下电子提单在我国航运业的运用前景．遂使电子提单制度构建成为一项新的立法任务。本文以电子提单现有的国际立法为依据，界定了电子提单法律性质，论证了电子提单制度构建的立法原则，探索了电子提单的流通问题，提出通过创设新的法律概念“控制”，作为对电子提单权利公示、转让进行法律调整的重塑概念．旨在为我国电子提单制度的构建提出一孔之见。     

地方性法规立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广东为例

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度与各国立法模式存在必然关联。我国虽然主要采用立法的计划模式，但也开始了地方性法规立法的公众参与探索，其中广东省地方性法规立项的公众参与走在全国前列。应当进一步加强地方性法规立项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在公众参与的主体构成、角色定位、事项范围、参与方式、途径和程度、效果监督以及立法技术等方面加强制度完善。     

影响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

影响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有族裔传统政治文化、现状满足感、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和对参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等。通过具体分析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他们对自身在美国的生活现状较为满意；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在逐渐增强，但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政治信任感还不够；如果考虑到政治参与的成本大于参与取得的收益，很多美国华人对参与政治不热心。     

从企业参与治理到地方治理参与——从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看中国工会组织与制度变革

吴建平在《学海》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改革初期，国家对城市的治理主要是单位制模式，中国工会服从并服务于这种治理模式，以企业工会为主要运作载体，参与企业治理；改革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出现，相应地，     

论应激性群体事件中的无组织化民众参与

具有参与方式的自然性、动机的多样性、表达方式的非理性化、行动后果的不可控性等特点的应激性群体事件中无组织化民众参与，蕴含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缺乏具体的磋商对象，容易导致局面失控；形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恶性对抗关系，削弱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政府对此类事件的惯常处理模式，产生极强的负面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