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分析

"土地财政"是当下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理性行为选择。在客观认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该行为存在损害国民利益、影响代际公平、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以及寻租问题等负外部性。"土地财政"效应的内在化,有赖于财政体制改革、征地制度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完善。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群众参与:内涵、类型及意义

群众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是指,广大群众以及群众组织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通过一定的渠道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的考评,从而对其产生影响的过程。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群众参与按照不同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类型。群众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是增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沟通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与社会公众关系的重要桥梁、改善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有效手段、促进群众参与制度化的有力引擎。     

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是政府亟待加强的重要工作内容。从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视角,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研究发现,要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需要调整和完善考核内容和方式,加大民生建设的考核力度,强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工作的考核。通过进一步完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促进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健全,是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一种新思路。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伪城市化”现象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伪城市化"现象在一些地方出现并日益受到政界、学界和其他领域的关注。文章运用政府治理模式的"控制权"理论分析"伪城市化"过程中基层政府土地开发的逻辑、"激励强度与组织目标替代"的悖论以及运动型治理模式与"准退出"应对策略,以期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各自的制度环境与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制度逻辑与行为特点。土地财政、锦标赛机制、人事制度激励机制与考核体系、城市化目标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共同构成了基层政府的土地开发逻辑,在开发过程中产生了与土地相关的权力寻租和以政绩为取向的城市空间蔓延,中央政府采取三次开发区清理整顿的运动治理,而地方政府则以建立新开发区和扩张原有开发区等策略进行应对。     

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分析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中央过分集权会严重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影响公共利益的整体实现;而理性的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又会引发"公用地"的灾难.要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权范围,逐步健全法律制度的有力制约,同时建立一套政府系统内部有效的治理制度,规范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制度均衡.     

党政领导干部“缘何破格”理论探析

破格选拔党政领导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中极为重要的途径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民众也就这一问题就行了某些探讨;这种选拔和任用方式在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但是,真正从理性视角来探讨破格选拔党政领导干部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其学理依据和现实基础的全面分析仍显不足,这严重制约着破格选拔干部在理论上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我们从科学内涵、学理依据和现实基础三个角度对破格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进行了积极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出了"破格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是优化干部选拔的一条必然路径选择"这一结论。     

“公选”方式制度化的困境与创新

公选是公开选拔的简称,现阶段被广泛运用在我国厅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副职的选拔任用中,成为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主要方式.但在公选自身的建构与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一些困境,急需通过制度创新与探索加以解决,实现公选的制度化和体系化.本文通过对公选制度化过程中困境的分析,试图围绕"制度化以降低公选成本"的主线,建构一个以定期分类资格考试为主体,公务员考试与公选考试同步的相对合理的公选制度体系.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地方政策移植的类别辨析:以政策目标驱动为视角

政策移植是作为政治企业家的地方政府在理性的利益追求中通过知识增量而形成新的共约性知识的过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由此对政策主体目的与驱动的考察就成为理解政策移植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根据政策主体开展政策移植的目标和驱动力的不同,可将地方政策移植分为政绩驱动型与辖区利益导向型两种。不同类别的政策移植在关注的政策内容、政策移植的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政绩驱动型政策移植更多地关注对物力资源的竞取手段;地方政府在辖区利益导向下将人力资源、制度资源等政策亦纳入政策移植视野。另外,上述划分不能与多罗维茨和马什划分的自愿性与强制性政策移植一一对应,而更多是处于连续的中间地带。     

权责关系视域下推进中国官员问责制建设的路径探索

权责一致是问责制的基本原则。职责权限明确是实施问责的基本前提,权责关系不清已经成为考量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效果的一大问题。可考虑通过实行"党政分合"新模式,以制度化保障党政关系科学化,区分党政的职能和权限;进一步完善央—地放权体制,合理划分和配置政府体系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科学划分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严格职责划分,健全部门职责分工与合作体系;明确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职责权限等措施,明晰权责关系推进我国官员问责制建设。     

农村公益校车的地方政府责任分析——以博弈论为视角

农村公益校车供给是各个主体在外部环境约束下,根据自身收益和成本进行理性选择的博弈。农村公益校车供给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家长三个博弈主体,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家长与家长以及地方政府与家长之间的三组博弈。这三个博弈主体的个体理性将导致集体非理性,形成了一种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从而使农村公益校车供给陷入"囚徒困境"。这种情况证实了地方政府承担农村公益校车供给责任是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承担起相应责任来化解这一困境。     

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模式,这一格局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改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代理人,地方政府的代理模式覆盖一般代理、特别代理、本代理、复代理、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积极代理、消极代理等基本类型,但同时又面临诸多困境。但"委托-代理"理论实际上已经为超越这些困境预设了理性的应对策略,而这种"自我修复"机制又反衬出该理论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具备正当性与科学性。     

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的双重动力

"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城市群治理中的合作理性与个体理性之冲突,但是囚徒困境的三个潜在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城市群的博弈现实。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存在着双重动力。第一动力:城市群治理过程不是一次博弈,而是城市政府之间无限次重复博弈,这将提高区域合作的概率。第二动力:合作策略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城市政府者基于收益最大化而选择的理性策略。通过有效区域规则设计,对合作方公平分配合作收益,对违约方增加违约成本,从而改变理性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引导城市政府选择合作策略。     

解决“下有对策”现象的路径分析——基于地方政府视角的分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益成为现实中的一种政策常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典型分析是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关系。地方政府存在"下有对策"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力,以及地方政策过程的不科学加上外在地方政策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本文结合地方政府出现"下有对策"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利益和权力的约束、政策过程的科学化、地方政策的监督角度提出了解决"下有对策"的路径。     

“理解性吸收”政策与“理性偏好”行动: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逻辑机理分析

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基于区域性经济社会差异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考量,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各级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实践中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独特的地方实践逻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有时这两种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在具体执行政策过程中,在不碰触国家底线基础上,地方政府会结合自身利益"理解—消化—吸收—转化"国家政策,然后再产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各自利益偏好,上级政府借助科层体制将任务"理性"分解到下级政府,基层政府会借助政府权威逐步将成本转嫁给乡村社会。最终,实践中国家政策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这正是当代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逻辑,也是转型期国家公共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所在。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国家政府部门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看待政绩,理性看待GDP,不能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官员政绩的前提;要转变执政观念,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正确的指导,做到执政为民,服务人民;建立健全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促使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从管制向服务转变,从单方面规范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面转变,做到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带动经济的发展.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新三观”

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针对现在有的地方干部喜欢创“政绩”，胡锦涛同志则提醒和强调，你创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绩？你的工作到底是为了谁？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弄清楚工作的目标和对象，其政绩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三重检验。     

教育财政支出占GDP4％目标的实现与选择性政策执行——基于江西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现有的政策执行机制和地方财力是否能够确保1993年就已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目标在2012年得到实现？江西省1997--2006年教育支出比重的变化显示,地方自有财力的增长并没有相应地提高教育的支出比重。中央的财政政策偏好对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治集权和干部管理上的组织控制,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如果将教育投入比重达到GDP4％列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就可以从改变官员的支出偏好和提供财力支持上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条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的案例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国际往来日益活跃,地方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成为新型的国际交流合作。地方政府跨国合作对于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解决跨国公共事务、提升地方竞争力和实现互惠互利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中,东南亚占据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东盟地方政府合作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实践,地缘优势、群体规模的同质性、共同政策目标、领导者推动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构成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系统。同时,合作风险、交易成本、现有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和国家利益等要素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短期利益的行动策略,成为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约束条件。地方政府在激励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下作出跨国合作的理性选择,有助于形成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     

“两型社会”建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

“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严重两大压力的必然选择。地方政府在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中动及地方政府间权力利益竞争造成了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是能耗上升、污染扩大的原因之一，是“两型社会”建设的主要难题。建立科学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完善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健全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的财税政策体系和以保障公众环境权益为根本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是创新地方政府管理模式，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