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与《监察法》有关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进行衔接。在《监察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针对性修改是必要且紧迫的。《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围绕多个与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的重要内容对诉讼制度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侦查"与"调查"相区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职能管辖划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程序构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中的强制措施转换等。《刑事诉讼法》的相关修改对巩固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加大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意义重大,但是也需要注意与已有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协调,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法官惩戒程序的邢事诉讼法反思——以王成忠案为例

结合王成忠案相关的程序问题,联系司法改革新背景的规范性文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具体制度和相关原则,对法官惩戒的程序进行思考,认为法官惩戒制度和刑事诉讼程序、监察程序衔接不足,且存在法官惩戒委员会作用不明、法官权益保障困难的情况,从认为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应该...     

论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程序之衔接

伴随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监察机关取代检察院成为职务违法犯罪调查专职机关。《刑事诉讼法》作为系统规定国家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针对职务违法犯罪案件进行了多处修改,其修改迎合了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实现了同《监察法》的有效衔接。与此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通过使得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程序从法律层面实现了多法协调。在职务违法犯罪案件中正确适用与把握《刑事诉讼法》以及《监察法》等法律,是现阶段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程序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论刑事诉讼法与国家监察体制的衔接

监察体制改革催生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这两部法律的衔接并非仅在技术层面进行简单的对接与协同，而面临着深层次的内在诉讼价值冲突协调。监察法强调刑事司法的“犯罪控制价值”，而刑事诉讼法力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内在价值的冲突让程序机制的衔接变得更为复杂，涉及 “侦查”与“调查”的区分与衔接、职务犯罪案件的管辖衔接、强制措施衔接、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衔接以及认罪认罚程序的衔接等。从政治效果看，“乱世用重典”的刑罚观可在短期内发挥震慑作用，形成不敢腐的氛围，但长远之计还应构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举的稳定制度，注重反腐的可持续性及程序正当性。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问题研究——以监察证据为视角展开

在国家监察制度运行过程中,《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衔接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监察证据如何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是二者衔接的核心问题之一。尽管《监察法》第33条对监察证据的使用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对该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监察证据资格认定时,仍需人民法院进一步审查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监察取证时,除适用《监察法》外,还要参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非法监察证据排除时,因《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相互交叉并有所差异,在适用两法时应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监察法》与《刑法》相关制度的错位与矫正

监察机关不仅要以《监察法》《刑事诉讼法》为准据调查职务犯罪,而且同时必须以《刑法》为标尺,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监察法》与《刑法》都是反腐的利器,有共同的内在追求与旨趣。但是,目前《监察法》与《刑法》间存在着制度错位。为此,应对《监察法》和《刑法》相关条款做扩大解释,修改《监察法》《刑法》相关条款,克服二者制度上存在的错位。     

论强制辩护——以台湾地区为中心及对大陆相关立法之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强制辩护适用的案件类型在历年修法中不断扩大。强制辩护的适用从审判程序延伸至侦查程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并且立法规定了违反强制辩护的制裁性后果，有助于该制度的实施。大陆的指定辩护制度并未很好地体现对被追诉者辩护权的保障，因此，在未来修法中，我们可以借鉴强制辩护制度，并通过建立公设辩护人等制度以确保强制辩护的实行。     

释法抑或立法:“技术侦查”法律解释之合法化困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然而，法典条文过于抽象、概括，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和细化。细察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发现有关“技术侦查”的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而置立法宗旨与立法原意于不顾。即使成为当下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的操作规范，但其“合法性”困境始终成为其正当性、科学性的掣肘。技术层面的分析虽可以直观、便捷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但一日不具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之心，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困境便不得消解。     

监察体制下监检关系研究

随着《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和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实施，监察委员会业已成为我国的反腐生力军，其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中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而，现实中践行这一原则仍存诸多困惑，如监检现实地位不对等、权力配置不对等、检察监督监察法律缺失、监检衔接机制粗疏等，即使刚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未能有效解决。因此，遵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在要求，在尊重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构建有效合理的监检关系，是国家监察制度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     

犯罪记录制度实证调查与研究——以P市两级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样本的分析

鉴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世界各国均规定了未成人犯罪记录封存或消灭制度，旨在为未成年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以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两高三部”《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为标志，中国特色的犯罪记录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和法治发达国家立法相比，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仍存在较大差距。应当以宽容理念为指针，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     

权力、权利消涨后的逻辑悖谬与法理缺陷——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侦查程序的修法

关于侦查程序的修法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法的重点。但从草案内容来看,侦查程序的修法不仅存在着诸多逻辑悖谬之处,而且有关侦查权力扩充的条款正当性不足。有必要在全面分析上述缺陷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侦查程序立法的具体建议。     

刑事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审查及程序检视简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明确了“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种类之一，对其的采信也应经由法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审查判断，其也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限制，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鉴定证据，都应当排除在法庭之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鉴定意见还应接受程序的检视，与其他的证据一起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最终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进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     

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转换标志研究

现有四种主要学说,不能准确阐释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转换标志,应更进一步研究。结合权力重新配置对犯罪调查内涵之更新、监察立案具备刑事立案之实效、监察法相关规定暗含监察调查启动司法程序之旨意三方面,以"监察立案调查"作为程序转换标志具备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具体来看,程序转换以监察机关"出具立案决定书之时"为原则,以"第一次采取强制调查措施之时"为例外。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二分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不同程序阶段上的排他性适用,二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都对职务犯罪案件具有规范指引作用。     

谈预审立法与侦查配合

一、预审立法制度的形成预审制度是关于预审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预审”是同“审判”相对仗又联系的一个法律名词，原意是指法院开庭审判前对被告人的预备性审理，或称事实审。预审制度规定为诉讼程度，最早见之于成文法的判前对被告人的预备性审理，或称事实审。预审制度规定为诉讼程序，最早见之于成文法的是公元1808年的《拿破仑刑事诉讼法典》。我国预审制度的雏形始于奴隶社会的鞫狱方式。人民民主专政的预审制度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训令中提出建立司法预审程序。抗日战争时期的《…     

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法律适用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制度，厘清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决定、监督、变更程序，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立法精神，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检察实践和学者观点的评析，提出探索性适用机制的路径，以期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有所裨益。     

论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由于尚未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 ,导致司法实践对非法证据的处置各地做法不一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作者认为 :应在立法上弥补这一缺陷 ,当务之急则应正视《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条件尚不允许的现实 ,摈弃“价值权衡”理论 ,在“惩罚”与“保障”相互冲突的价值选择上不偏不倚 ,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以弥补法律条文之空缺。     

新证据制度解读与侦查工作对策研究

以新《刑事诉讼法》确立和完善的证据制度和公安部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操作规则为依据，正确理解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种类与内容，明确补充完善的收集各种证据的方法及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的制度与规范。在新的证据制度条件下，研究侦查部门的工作对策，即要强化证据与程序意识，适应刑事诉讼从侦查向审判中心转移；重视实物证据，适应侦查模式从“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化；重建操作规则与考核制度，强化侦查办案在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强化预审职能与工作协同，调整警种分工；强化专业人才培训，提高运用证据制度办案的水平；加强人力物力，建立健全证据保全制度。     

监察案件录音录像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当前监察案件录音录像制度实践存在“调取难”问题，其原因可以总结为法院裁量权规则设定和录音录像规则设定的不完整。监察案件录音录像制度的理论构建和法律实践对案件中证据合法性的确认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的《监察法》及相关规定在践行程序正义理念和落实诉讼权利保障方面存在待完善之处，相关证据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也需要更加具体化。     

美国、意大利辩诉交易制度比较——兼论辩诉交易存在的法理基础

辩诉交易虽源于英国,但却在美国发扬光大。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了“依当事人要求适用刑罚”的特殊程序,但该程序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很大的差异。从美国、意大利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得到辩诉交易制度本身存在的法理基础。     

论德国和意大利刑事司法语境中的预审

德国、意大利都曾照搬法国的预审法官制度，又先后于1975年和1988年通过新的《刑事诉讼法》予以了废除。但德国和意大利并未完全废除预审制度，而是根据其本国的实际情况，构建起了具有其本国特色的预审制度，原由预审法官行使的侦查和部分司法裁决职权，改由司法警察、检察官、侦查法官、中间程序或初步庭审程序法官等来行使。因此，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刑事司法语境中，虽无“预审”之名，但仍有“预审”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