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新罗朝贡关系解析

纵观唐朝在"东夷"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置于新罗的"鸡林州都督府"具有较强的个案性。它不仅始终以中原王朝外藩的形式存在,而且没有过多参与中原局势变迁而融入中原王朝,没有成为中原王朝领土的一部分。新罗朝贡唐情况,根据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新罗唐朝外藩的性质,决定了其与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置的其他羁縻都督府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这种鲜明的具有外藩特征的朝贡册封关系,对唐朝和新罗双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模糊盟友:联盟体系视角下的美国与土耳其关系

联盟是美国二战后维持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外交工具。在其诸多盟友中,土耳其极为特殊,在两国正式的盟友关系背后是脆弱多变、充满矛盾冲突、似乎随时崩裂而又难以割舍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美国的传统盟友当中罕见,与美国中东战略伙伴相比也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研究美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模糊盟友”概念构建的综合分析框架既突出地缘战略、全球化、地区力量分化重组等结构性因素对美土关系的制约,也强调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在美土盟友关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性因素与过程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土关系从传统盟友向“模糊盟友”转变,产生的后果广泛而深远,不仅重塑美国和土耳其的地区战略,影响到地区安全秩序,也为美国的联盟体系带来不确定性。     

政治领导与大国崛起安全

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决定大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是大国的政治领导力,其本质是一国政府为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而进行改革的方向、决心与能力。根据道义现实主义原理,中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是中国制定崛起目标和策略的基础,符合国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就易于成功,而超越实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则会削弱中国的实力。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承诺与实力保持一致有利于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从而减少国际社会对崛起国的恐惧和反对;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可获得对崛起国的战略支持;为减少崛起的国际阻力,崛起国应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范围而尽量避免在传统领域的利益冲突。在信息化时代,在网络空间拓展中国国际战略利益应成为中国主攻方向,网络战略应采取"走出去"原则而非为了安全的防御原则。在外部威胁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为防止中国的崛起半途夭折的重点将是防范国内的极左陷阱。"台独"正在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首要威胁,中美在南海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朝鲜拥核是中国的东北亚地区政策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     

古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朝贡原因探析

朝贡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的主要方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朝贡体系,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朝贡所代表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古代东南亚国家特殊的政权模式及其对世界的看法是促成朝贡关系达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些古代东南亚国家基于其社会形态和世界观而产生的对朝贡不同于中国的理解也是他们愿意接受朝贡关系的重要原因。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东北亚国际战略转型中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一、历史文化传统对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形成的影响周边外交是个老话题,中国语言中的很多成语,诸如"唇亡齿寒"、"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合纵连横"讲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周边外交的谋略。从历史上看,自秦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之后,数千年来中原王朝的周边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大国出现,各个中央王朝统治者沉湎于唯我独大的自我陶醉中。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大多时期中原王朝对周边小国施以镇抚、羁縻政策。秦朝起不断修筑的万里长城成为防御的象征。以致近代有外国学者说,如果以修筑万里长城的国力去开疆扩土,征服各方本不是难事,但各个中     

美国“印太”联盟战略的困境与中国的应对

美国"印太"联盟战略是美国在变化了的时代和地缘力量格局下对亚太联盟体系所进行的扩展和深化。美国将作为冷战时代的遗产的亚太联盟体系注入了新的目标和动机,中国不幸成为美国这一尚在构建中的"印太"联盟体系的核心指向对象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美国的这一联盟战略存在着两大根本困境。一个矛盾是来自联盟体系内部的,另一个矛盾是来自联盟体系外部的。这两大矛盾决定了美国的"印太"联盟构想既难以正式成型,也难以如美国所愿,真正达到借盟友之力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中国可以抓住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寻求突破,从而尽可能地削弱或消除美国的"印太"联盟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

近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安全形势趋于紧张.这一明显变化受到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但竞争态势上升的幅度与实力对比差异之间并不匹配.本文认为,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存在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两个基本分析层次,全球层次上的核心问题是美国霸权的兴衰与应对,地区层次上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战略反应.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紧张是由中美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脱节以及美国管理其地区盟友而引发的联盟政治动力所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中美战略互动的性质变化塑造着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从既有的实力对比和实力增长势头出发,中国要维护持久发展和崛起的局面,需要着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尤其是在全球层次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以及在地区层次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     

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批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     

导弹防御与美国延伸威慑政策

对盟友提供的延伸威慑安全保证,是美国维持与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础。冷战时期,美国的延伸威慑主要通过核保护伞方式运作。为了应对冷战后新的安全环境,以满足新旧盟友的安全需求,美国开始通过导弹防御合作来提供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与安全保证。这使得美国的延伸威慑从以核保护伞为核心,转变为核保护伞与导弹防御并重的模式。与盟友发展导弹防御合作关系,对美国的延伸威慑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正面效益是,导弹防御合作使更多盟友能参与集体防务并贡献更多力量,还可增强盟友与伙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导弹防御系统仍然不具备绝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且美国必须在以导弹防御合作促进延伸威慑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如今,美国已开始加大力度,团结盟友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导弹防御延伸威慑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将面临考验。     

辽帝国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9世纪末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横跨东北亚和内陆亚洲的庞大帝国——辽帝国。作为由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辽帝国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为了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辽帝国实行和战并用，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对外安全的指导思想，构建多层次的羁縻、封贡、宗藩体系以拱卫辽帝国的安全发展，不仅确立了对宋朝的外交优势，且先后使东亚的高丽和西夏以及内陆亚洲的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向其朝贡，建立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故辽之所以“雄长二百年”，皆因虽尚武，但注重儒家德治教化，处“四战之地”而能应对得宜。为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和保障从内陆亚洲到东亚丝绸之路的畅通，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进行军事征伐，征抚并用，在镇州设立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一系列边防城池，以建立边疆安全的防御体系，并采用屯田和移民实边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北边疆的经略，从而建立了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

近年来，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上都与北约盟友激烈对立，引发盟友对其北约身份的质疑。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再次引发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讨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土耳其认为北约的“集体威慑”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并不处在同一轨道上。冷战结束后，当年迫使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加速变化，北约联盟新的集体威慑对象也变成了所谓“恐怖主义”。但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时，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及北约的联盟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土耳其成为令北约“头疼的伙伴”。究竟土耳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联盟，以及北约是否继续容纳土耳其，既要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又要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更要依赖彼此间的分歧管控智慧。     

外高加索国家与俄罗斯安全关系的双重结构分析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与俄罗斯形成了三种迥然不同的安全关系:敌对关系、盟友关系和平衡关系。这三个国家同处外高加索这一狭窄区域,又都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却与俄罗斯发展出如此不同的关系,原因众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其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与地区结构这一双重结构的矛盾互动。美国掌控的国际体系与俄罗斯掌控的独联体地区体系之间矛盾重重,两个体系对身处其中的国家行为体施加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矛盾的,加之两者力量强度的相对平衡,从而客观上相互抵消。这就令作为小国的外高加索三国免于完全单独受制于国际结构或地区结构,在对外政策选择上具备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从而能够选择不同的对俄安全关系。     

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本项研究认为,战略迷思与同盟类型构成了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客观原因。在洲级大国时代,虽然区域盟友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明显式微,但沿用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及思维仍可能导致同盟主导国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分别陷入"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与"黄金之国推论"的战略迷思。同时,通过对两极格局下同盟类型与同盟管控的研究发现,在"威胁一致型"与"权威支配型"同盟中,主导大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对盟友的约束力。而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则多发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以至于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通过细化同盟类型并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进行同盟分化,还能够帮助其避免战略冒进而导致对手同盟关系从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转化为事与愿违的、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     

布什政府的新联盟战略思想

“9·11事件”强烈冲击了美国的传统联盟观念。布什政府利用全球反恐形势 ,引入“集体安全”理念 ,将其改造为能统合全球各种力量的新一代联盟体系的思想基础。这种开放式的大联盟战略 ,不仅扩展了传统联盟概念的外延 ,而且重新界定传统盟友关系的内涵 ,突出“暂时联盟”的作用 ,以构筑美国主导下的“利于自由的新力量平衡”。新联盟战略的实施 ,将为新世纪美国推行对外战略提供新的平台。     

"9·11"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战略发生巨大变化,布什政府随之对美国的联盟战略加以调整,依靠"反恐联盟"、"意愿联盟"、"任务联盟"等非正式联盟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之所以调整联盟战略,是因为传统的联盟战略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需要调整,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帝国论"对美国外交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布什政府的联盟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能保障美国单极霸权的实现。     

嵌入式发展——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路径选择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及其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体系不仅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考察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模式选择、古代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以及新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引入嵌入式发展概念,认为中国一直并将继续以嵌入式发展的方式参与国际体系。     

战略两难与利益均沾: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澳大利亚亚太战略解析

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的力量均势变化已经对澳大利亚的亚太战略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的崛起使澳大利亚不得不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两难——安全盟友与经济伙伴分属于两个有可能处于竞争态势的大国。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和中澳经济关系的持续加强,以及美澳传统安全同盟在亚太地区承担的"新责任"的凸显,这种战略两难变得更为尖锐。避免战略两难、维持并扩大利益均沾的局面,成为当前澳大利亚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多数中等国家共同的战略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