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形势下女性生育二孩意愿与女性权益保护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这一政策是继"单独"二胎政策之后,在人口政策方面又一重大调整。在全面开放二孩这一政策变化形势下,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生育意愿空间发生了变化。目前研究发现女性生育意愿水平较低且比较稳定,理想生育子女数目和意愿生育数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对性别的偏好不断减弱。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女性的权益受保护程度排在首位,成为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第一因素,其次为经济、家庭和社会等因素,在生育问题上女性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重中之重。     

孕产期劳动保护规定实施现状及其对在职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 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基于湖南省孕产期劳动保护相关规定的落实情况,分析其对在职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通过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在职育龄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如下结论:不同性质单位对各项劳动保护规定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国有企业女职工孕产期休假、劳动时间和劳动照顾规定的落实情况相对较好;配偶护理假、1小时哺乳时间、对原劳动的适应性和单位对高龄孕产妇的照顾措施显著影响在职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在确保各项劳动保护规定得到良好落实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完善各项政策,才能增加职业女性工作与生育间的兼容性,从而促进新生育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孩政策对高校女性教职工的影响及高校工会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方法,并结合针对高校女性教职工的非结构化访谈法,研究了高校女性教职工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其职业发展所受的众多影响。研究认为,高校女性教职工群体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对其存在较多不利影响;基于高校女性教职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和就业特征,生育对其影响表现出有别于普通女性职员的特征。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高校工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干预力量,对于消除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所能发挥的作用。     

挑战与应对：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就业权保障

本文利用人力资本理论、职业生涯理论和统计歧视理论,通过2017年、2016年和2014年完成的48例个案访谈、4次小组座谈,2010年对全国7573例已婚职业女性的问卷调查,分析生育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权的影响,生育保障对女性就业权的保障作用以及企业积极应对全面二孩政策的经验。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结合国内外女性就业权保障的经验和积极措施,探索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权保障的政策与措施。     

女职工假期设置对女性权益维护的影响及国际经验比较

在全面两孩的政策背景下,延长产假并不能提升生育意愿。对工作女性而言,只有降低育儿成本,她们才敢生;对用人单位,特别是非公企业而言,只有政府和全社会能够合理分担生育假期等成本,企业才有积极性,并惠及到生育男女职工;最终实现中国人口战略的转型,达成劳资政三赢的和谐局面,真正"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维护女性权益也不能单纯从延长假期入手,随着男女之间地位和家庭责任的改变,一定要从工作生活平衡和男女共担家庭责任的角度,全面考量假期设置;同时,由于落实生育假期保护的关键在于用人单位,因此,如何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使它们有落实政策的积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影响评估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是中国生育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研究该政策的实施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利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设置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可能的变化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影响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都将呈现出2030年前缓慢下降、2030年后快速下降的趋势。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2030年后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对减缓劳动力快速下滑的势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总趋势无法扭转。因此,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应当更多地从人口结构、养老保障、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加以考虑。     

家庭分工、代际影响与青年知识分子的生育意愿——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调查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生育政策放开后,家庭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对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育龄知识分子的调查数据显示,从代内关系看,夫妻在孩子照料和家庭劳动承担这两方面的责任分工同知识分子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无直接相关。但性别作为一个中间因素,暗含着妻子将付出更多,有可能影响生育意愿。从代际关系看,父辈所提供的隔代育儿帮助显著影响知识分子的二孩生育意愿。知识分子的生育意愿大多同双方父母的生育期望保持一致,而来自男方或女方父母的影响略有不同。只有促进家庭分工均等化,完善生育子女的配套设施,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生育意愿,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工作场所产假和哺乳期女职工权益保护研究

2021 年，中国正式实施三孩政策，并提出要完善三孩政策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女性就业率居世 界前列，三孩政策下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与女职工生育保护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基于全国工作场所产假及 哺乳期女职工权益保护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工作场所生育保护相关法律制 度的基础上，对深度访谈和调查问卷加以呈现和分析，并对完善我国产假和哺乳制度及其配套设计提出政策建 议：在全社会植入生育保护的理念；全面评估和改善我国的生育假期制度；发挥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机制作用， 落实工作场所生育保护；适应女职工哺乳需求，创新工作场所哺乳保护。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 基于社会工作的视角

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强调二孩政策积极性的同时,也应看到二孩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对二孩政策的真正实施者——女性带来的影响。文章致力于分析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在就业方面可能会面临的困境,并尝试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进行介入,发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方法在其中的作用。     

OECD 国家和中国生育产假政策的比较

生育保护假期制度是保障育龄妇女权益的重要手段,OECD国家将产假期限、工作保护和津贴补助三者有机结合,创设的陪产假和育婴假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性别平等,帮助受雇者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提升了生育保护水平。当前中国面临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生育率不如预期乐观的情况,如何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OECD国家和中国现有的产假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为完善我国生育产假政策提供建议。     

职场女性生育成本分担模式的重构——从二孩引发的就业歧视问题着眼

"全面二孩"政策的突然落地,打破了原有生育模式的平衡。陡然增加的生育成本,使职场女性及其家庭、企业、社会乃至政府间的利益矛盾立即凸现出来。接踵而至的就业歧视问题使人们不得不对"各主体间,如何就生育成本进行分担"进行关注和思考。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婴幼儿照料对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

照料孩子往往使职业女性遭受"生育工资惩罚",全面二孩政策是否会加重这种"惩罚"?研究基于广东省的问卷数据,得出如下结论:在孩子0—3岁时母亲的照料时间付出会对其工资产生负向影响;相比于一孩母亲,照料孩子的时间付出对二孩母亲工资的负向影响更强;对婴幼儿照料的支持有助于提高母亲的工资;综合考量规模优势、幼儿早教、健康卫生等因素,托幼机构照料是几种照料方式中最优的。为降低母亲照料孩子的代价并提高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建议:政府应大力发展低龄幼儿托育机构,建立托育服务基本保障体系,并出台政策支持不同社会主体提供多层次的托育服务,以满足家庭不断增长的托育需求。     

人口再生产价值视角的女性生育和劳动权益保障

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体现了国家对人口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同,但是生育率未能得到有效提升,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遭受歧视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研究认为,生育与工作家庭的冲突是我国生育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全面三孩"政策可能加剧这种冲突.研究建议:应以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理论为基础,重新审视人口再生产在...     

工作场所母乳喂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工作场所母乳喂养问题，不仅事关女职工权益保护、母婴身心健康，而且对我国实施“三孩” 政策后如何平衡企业用工压力与女职工权益保护需求之间的张力，具有现实且积极的研究价值。研究从个人、 组织和社会结构三个层面对影响工作场所母乳喂养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学历对母乳 喂养整体时长与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时长均产生影响；在组织层面，明确的规章制度是生育权益的有效保障； 在社会结构层面，随着产假的增加，其对延长母乳喂养时间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益递减。因此，科学合理的产假 制度和母婴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对促进母乳喂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研究建议，需要在宏观层面解决生育成 本的合理分担，以激发企业落实生育保护政策的积极性。     

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

人口是构成劳动力的基础，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水平变动引发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动，从而对劳 动力市场尤其是劳动力供给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在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演变、劳动力供给的状况与 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视角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关系。总体来看，全面二孩 政策对政策实施后前十五年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影响十分有限，而从长远来看，对我国未来的劳动力规模 有一定的补充。另外，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发展背景下我国未来劳动力需求主要是质量和结构而非规模。因此， 进一步减弱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后果。     

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系统考察女性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因素,不仅对揭示其非正规就业选择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其权益保护也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分析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并考察影响非正规就业女性选择不同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户籍等个体特征、家庭中子女数量等家庭因素以及所在地区等对女性劳动者非正规就业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不但对女性非正规就业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对其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选择也有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应完善非正规就业政策,结合影响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因素制定措施保障其合法权益,提升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女性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生育与养育：女性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工资惩罚——基于核心家庭样本的分析

在农民工群体规模不断增长且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妥善解决子女随迁带来的系列问题愈发重要。本研究聚焦子女随迁造成的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问题,基于母职工资惩罚理论,将女性农民工群体承担母职角色造成的工资惩罚分为生育惩罚与养育惩罚,利用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生育惩罚会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的2.4%,养育惩罚会显著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11.0%;在一孩家庭中,幼儿园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新生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最为严重;在二孩家庭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新生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最为严重,且二孩家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工资造成的负向影响是独生子女家庭同年龄段子女随迁的4倍多。研究建议,要加强二孩家庭的托育服务供给,如提供在农民工家庭支付能力内的日间照料、托管、家政等服务,进一步释放流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养育子女影响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吗？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检验

生育政策调整会影响女性生育率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进而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本研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分析不同子女年龄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有一定的阻碍效应，这种阻碍效应会在儿童进入正式学龄阶段后逐渐消失；其中，0—3岁子女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城镇女性。因此，为了进一步促成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我国女性生育支持行动策略，在推动0—3岁儿童照料支持体系建设的同时，更要关注城乡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同步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下年轻父母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全国十二城市的调查

从独生子女政策、二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蝴蝶效应”。本研究在生育与性别比较的双重视角下,重点考察了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年轻父母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从多维度剖析了其影响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我国的现状,对三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并就家庭友好政策及其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启发性建议。     

“三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制度的问题及普惠化改革

生育成本是阻碍公民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三孩”政策出台之后，其影响将更加明显。研究认为， 作为降低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我国当前的生育保险制度在公平性、法治化、待遇水平和责任分担机制等方面 均有不足。为了促进国家人口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必要对生育保险制度进行“普惠化”改革。同时，由于具有 坚实的物质基础、法律基础和政策基础，这一改革路径也具有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建议，应当以“社会共同责任、 普遍性、奖励性”三大原则为指导，对生育保险制度在主体、缴费和待遇标准等方面进行适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