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的法律内涵

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中依法执政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还包含深刻的法律内涵。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自身提出的更高要求。其中关于当前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确认、法定执政权限的明朗化趋势以及执政程序的规范化要求都是亟需通过立法予以明确的内容。     

论建国前党对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和在夺取政权后的执政实践中不断提出的问题,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赢得长期执政的地位。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思考建立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认为只有民主建政才能具有合法性,民主执政才能赢得长期执政,执好政才能够实现长期执政。民主建政是长期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民主执政才能赢得长期执政合法性,执好政才能保障长期执政合法性。     

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课题。事实表明,“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关系作一分析,以期从政治合法性的全新角度得到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益的启示。一、政治合法性是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社会…     

论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

合法性概念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命题,近年来引起国内政治学界的关注并应用于党的执政能力研究.进行武装革命获得胜利、通过领袖个人魅力的影响和注重意识形态教育,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身传统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执政合法性模式必须由"政治革命型"向逐步向"法律治理型"转变.在合法性基础的模式转换中,赋予时代内涵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巩固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与执政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认真面对其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它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建国之初 ,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革命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后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是通过经济建设 ,通过经济绩效来体现。但是 ,政治合法性更需要政治权力机构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建设来维持。政党制度安排得当与否及其发育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程度及其科学化水平。由此 ,现代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建设应该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开创民主与法制制度的建设时代     

市民社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政党、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分离已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趋向。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组织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市民社会组织与执政党的执政既有相协调的一面,也有相冲突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与市民社会组织的关系,使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加强执政合法性。     

社会转型期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基本前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体制的转轨和价值观念的嬗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实现执政合法性向法理型转变；同时坚持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路径选择。     

执政合法性之辨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操持

近几年来，常有人以西方的选举政治作为合法性的标尺来质疑党的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本文认为，选举民主并非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标准；选举民主建立的执政合法性存在诸多矛盾，比如选举民主并不完全表达民意，存在金钱操纵选举、实施政策短期化、社会整合功能弱化等问题；当前中国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不仅维护了中共执政合法性，而且也打破了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迷信。     

社会转型期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主要途径

执政合法性基础是指政治权威取得合法性的依据。不同时代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具体构成是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期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较高要求,又对执政合法性基础提出了挑战。顺应时代的变化,对执政合法性基础进行整合、重构与拓展,才能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执     

统一战线与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每个政权需要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它直接回答的是:政治生活何以延续?特定的政治权力何以持久?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执政党应对阶层分化带来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社会整合战略,不断拓展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关系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三重论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坚持依法执政,这是我们党在转换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而理性的抉择.依法执政范畴应从执政方式的概念和执政活动的过程进行综合阐释.对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解说,主要从执政合法性、执政规律经验和治国兴邦方略三个层面切入,然后分析论证选择依法执政方式符合执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法治演进的核心...     

试论WTO法的正当性问题

随着全球治理实践和理论的兴起与发展,WTO法的正当性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以几种质疑WTO法的正当性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了WTO法的正当性的含义,并对提高WTO法的正当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理念转变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执政能力是一种流动的政治资源,其流向从根本上取决于对静态的执政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由传统的政治理念向治理理念转变,是现代政治学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与党的执政能力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执政资源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执政理念能否得到真正的践行,关键在于执政党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及其制度化的水平。这是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增量发展以及执政效能质化提升的基本进路。     

运动式治理的缘起、调适及新趋向探究

运动式治理是观察中国政府与政治独特运作逻辑的一把“金钥匙”,缘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与帝国动员实践。在革命时代,权威主义文化得以再生延续,改革开放后,该文化也并没有彻底消散,而是以后权威主义文化形态继续存在。运动式治理与政府的过程学习之间一直在互相调适,随着政府的过程学习不断深入,运动式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呈现两种形态:或者融化在常规治理体系中,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凸状顽疾。在国家致力于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结构与内容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规避运动式治理的诸多弊端,使运动式治理的优势充分彰显,未来实践容纳式治理、聚拢且构筑权威资源(法理型合法性)等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监察建议职权的内在机理与外在标准

监察建议是我国监察机关治理腐败问题的重要职权之一,《监察法》涉及的主要有四个条款,搭建了该项制度的基本框架,表现出公权性、合法性、治理性与程序性等特征。监察建议的类型化设置有两种路径:一是承前启后的承继进路,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进路。监察建议职权的本质是由对人监察向对事监督进行的适当延伸。在《监察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宜将监察建议定位成“末端治理”过程中的“前端治理”手段,用以发挥其防范、效能与衔接功能。按法教义学的建构方法,监察建议职权在具体运行上应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标准。     

李普赛特政治发展观及其对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启示

李普赛特认为民主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发展为其提供物质保障,有赖于认同、价值等社会心理因素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撑,有赖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充分互动。后发国家的外生性政治民主化进程是一个异常复杂而艰难的过程,既需要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高速发展,亦有赖于基于共同价值和认同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还需要在“强国家-强社会”结构的互动中实现多元主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纵观全球视野的地方治理变迁,各国普遍呈现出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包括:推行地方自治制度,扩大地方分权程度,建构政府间合作机制,发展多中心治理体制。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