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多重动机与分享经济治理:中国城市网约车监管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创新了商业模式、改善了用户服务体验并创造了新型就业,却受到政府部门的严苛监管。为什么各地政府会对新兴经济采取不同的态度并使用不同的政策?本文以网约车为例,使用中国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多源数据,实证分析了监管严格程度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出租车行业的既得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而对网约车的多重动机则塑造了地方政府的监管风格。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对分享经济的监管立场,并为推进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我国网约车监管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私家车"能够提升出行效率,也会放大风险,对网约车如何形成完善的监管制度待研究。目前,中央层面已经颁布了《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也制定了实施细则。但网约车监管中,对网约车的牌照数量管制有违《行政许可法》对网约车进行价格管制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各地实施细则相对呆板。在汲取域外网约车规制的有益经验基础上,应当发挥多元化规制主体互动机制,实现由特殊许可模式过渡到一般许可模式,并拓展保险覆盖范畴和驾驶者权益保护范围。     

地方政府为何限制网约车?——网约车新政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研究

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对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发展的姿态方面有所不同,而现有研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不充分。以"网约车新政"为例,揭示地方政府在网约车政策制定中的行为逻辑发现,地方政府以对上变通、对下管控、对内折衷和对外拖延等策略来回应各方利益相关者诉求,表现出"权衡多方、稳定全局"的多重行为逻辑。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的"网约车新政"依然沿用了传统的"数量管制"手段,其监管手段亟待创新,这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命题。     

网约车安全风险及应对研究

网约车是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的产物,自诞生起就伴随着诸多安全问题。网约车的安全风险,主要表现在暴力犯罪多发,辱骂、恐吓、骚扰乘客等事件高发,交通事故频发,公民个人隐私泄露,与传统出租车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违法者利用网约车实施违法犯罪等。网约车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与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而网约车自身的一些设计缺陷以及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网约车行业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决定了仅依靠政府监管难以有效应对安全风险,应构建包括立法机关、政府、行业协会、网约车平台企业、公众在内的协同治理体系,共同保障公众乘坐网约车安全。     

大城市网约车政策差异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网约车的发展一方面为乘客的交通出行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安全隐患。为了对网约车进行规制,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通过对全国18个大城市网约车政策的比较分析,得出各地网约车政策差异化显著,主要受到现有交通资源供需、城市拥堵程度、城市失业率、政府认知、相关利益群体强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提出网约车监管政策创新建议。     

"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 ——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网约车安全风险防控研究

网约车是"互联网+"创新驱动的产物,是现代出行方式的重要补充,是科技与交通的结合体。但也是由于其新鲜性,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了各种问题,约车平台竞争混乱,司机和乘客饱受安全之苦。信息时代下的新鲜产物无法适应传统管理方式,因此传统出租车安全监管规则明显对网约车制约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及网约车平台寻求恰当的管理办法并进行严格的落实以保障行业规范发展、公众安全出行。     

乐山网约车发展现状及管理对策研究

作为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最具代表的新兴经济模式，网约车行业发展迅速，乐山网约车市场也快速发展：市场个体不断增多，市场满意度不断提升，用户规模不断扩大。面对网约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乐山市制定了关于网约车的管理办法，确保行业发展能更好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但是，当前乐山网约车管理面临网约车管理的专门法律法规欠缺、监管部门与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还未实现、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线上线下监管衔接难度较大、合法网约车驾驶员权益有待维护等难题。为促进乐山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对网约车平台的数据监管，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积极探索“互联网+”的有效执法，切实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信用监管。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合法化程序研究

政策合法化是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合法化的规范与完善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地方公共政策合法化是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体现,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来源之一,虽然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和执政理念有所改进,但是在公共政策合法化上却存在重要问题。文章以地方政策合法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合法化中存在的问题,并研究解答对策,以期促进地方政策合法化的规范运行。     

“互联网+”时代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困境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时代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有着深刻的影响,加上传统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种种弊端,所以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优化之道也就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以我国互联网+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为研究对象,剖析互联网+政府公共服务发展面临的困境,诸如政策执行形式化、城乡发展数字鸿沟、互联网用户素质不高以及公共服务部门间互动不足,缺乏联动建设等方面。并针对上述困境与制约因素提出对应的互联网+时代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优化路径,主要包括强化责任意识,健全体制机制、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网络监管、增强合作意识,加强部门间联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等内容。     

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

将政策转移视为一个转移和非转移二元变量的研究无法深入到政策转移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江苏省12个地级市"河长制"政策转移案例(2006—2016)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策转移案例中"复制"和"再生产"两种程度差异的基础上,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了资源禀赋、行政压力、政策需求、外部力量四大类因素对"河长制"转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变量的组合并非一元,呈现多元化格局。通过QCA软件的数据梳理排序得出覆盖率最高的四种组合,在此基础上概化出政策转移中政策"再生产"的三种模式:资源主导型政策再生产,行政压力、资源、社会力量复合驱动型政策再生产,政府和智库合作型政策再生产。     

共享经济发展背景下“网约房”的治安管理对策探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共享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网约房"作为一种新兴的共享商业模式,在给民众带来便捷、舒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一方面,公安机关应顺应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发展的大势,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推动互联网和居住房屋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对"网约房"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分析,以智慧公安建设为依托,创新与完善"网约房"的治安管理对策。     

交易费用与出租汽车政府规制模式选择--基于Q市个案的分析

作为共享经济在出租汽车领域的代表,网约车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给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带来了挑战。本文以Q市出租汽车规制为个案,剖析出租汽车政府规制不同模式的差异及其内在机制。基于规制的标准制定、控制机制及执法方式等要素上的差异,本文将Q市巡游车与网约车规制分别概括为科层规制与合作规制模式。通过对规制空间中不同行动者的交易费用分析,研究发现Q市传统巡游车规制存在高昂的市场型与管理型交易费用,所以采用科层规制模式;而面对新业态的网约车规制,政府对共享经济的倡导降低了政治型交易费用,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减少了市场型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因此选择了合作规制模式。但随之产生的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高昂的管理型交易费用,是出租汽车政府规制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我国网约车引发的治安问题及其防治对策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普及程度的提升,网约车发展迅速,其快速、便利的特点满足了人们出行的需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网约车行业已为我国共享经济中重要的一环。可靠的网约车运行环境对国家、社会、个人至关重要。但是,近年来我国网约车引发的治安问题频繁发生,网约车安全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针对网约车引发的治安问题,政府部门、网约车公司、消费者要通力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网约车运营环境,促进我国网约车行业和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基于注意力竞争理论的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分析 ——以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例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响应"中央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却漠不关心"敷衍"应付?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将五个案例城市推动医保支付方式的四种政策响应归纳为"政策响应差异",并基于地方政府注意力竞争视角构建了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决策环境形成了特定政策领域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分布结构,经由政府内部的决策通道递送、过滤、释放给政策决策主体,从而形塑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政府行动。同时,各变量要素间的不同组合及权重变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政策行为的动态变迁趋势。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央一统政策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政策过程,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学术积累。     

资源优势能带来更高的电子政务服务能力吗?--基于31个省级政府的定性比较分析

服务能力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多种条件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资源优势能带来更高的服务能力吗?为回应以上问题,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运用清晰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考察了领导资源、用户资源、财政资源、经济资源、政府数据资源、互联网基础资源等不同资源因素与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之间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结果显示,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受多种资源因素及其交叠效应影响,政府数据资源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相比资源的占有优势,资源间的组合与配置方式对服务能力的提升更为重要;从条件组合看,领导驱动型、技术驱动型、财政-技术驱动型和全面驱动型是当前省级政府电子政务服务能力发展的四种路径模式。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如何协调不同资源、探索合适发展路径具有启示意义。     

网约车监管立法价值取向之纠偏

网约车作为共享经济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典型代表,自身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必须监管规制的问题,故监管立法应需而立,直接目的应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规范以促进经济发展,终极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目前网约车监管立法从其偏高品质服务的发展定位、偏高端化的车辆准入要求以及偏本地身份的驾驶员准入要求来看,其价值取向主要是“堵”的思想,与经济发展、人民幸福背道而驰,故在未来立法中应纠偏,价值取向由“堵”变“疏”,即科学确立监管立法的原则、合理设置市场准入规则、积极鼓励企业行业自律以及高度重视过程监管立法等,以此疏通网约车监管立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进而疏通制约网约车发展的障碍。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擦边球”行为的制度分析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中央政府不可能制定出高度完备的政策，地方政府频频在政策执行中利用政策本身的弹性打“擦边球”，由此引起了对地方政府政策拙彳亍中‘镲边球”行为的思考。本文将探讨“擦边球”行为的含义以及它出现的原因和对政策执行及其效果的影响。据此，从不同角度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擦边球”行为进行制度反思。     

地方经济发展应走出只“招”不“创”的误区

地方经济发展首先要走依靠全体人民群众力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招商引资、创业并举的路子;其次要制定和完善鼓励市民投资创业的政策;再次政府要在创业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一策多制”的选择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研究多是从总体或侧面进行概括,简约化地用一种模式来界定政策执行。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引入“路径—激励—督查”的分析框架,对21个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政策进行剖析。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在政策执行中存在“一策多制”的特征,即“一项政策、多种工具(机制)”。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综合运用了政策复刻、细化、创新、加码和变通五种工具,由于风险防控具有刚性和强制性特征,特大城市在政策工具选择时以“遵从为主、应变为辅”。清晰的政策路径规定了特大城市的行动路线,追责问责与专项督查共同约束政策遵从;政策路径的模糊性、正反两类激励与督查中的容错机制,则为政策应变提供“弹性空间”。研究的贡献在于:跳出科层制下政策工具选择的单向线性思维,提出地方政府“一策多制”的政策执行模式,发掘“路径—激励—督查”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