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测谎技术与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

目前,人们对测谎技术和测谎结论的争议主要是在对待它们的态度。测谎技术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技术,应用于刑事侦查,具有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测谎结论可以作为证据在诉讼中使用,但需要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并经过综合评断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全盘否定和完全推崇都是十分草率的。笔者建议尽快依法确立测谎技术和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促进刑事侦查手段和诉讼证据的科学化、专业化。     

关于测谎及其结论的争议与评析

在关于测谎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的讨论中 ,对测谎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争论已久。从心理变化引起生理变化的角度看 ,测谎是有其科学根据的 ;现代测谎技术运用高科技手段和多学科原理 ,测试的准确性是有保证的 ;测谎结论由于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 ,所以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论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测谎结论能否运用于诉讼有很大的争议性,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测谎结论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并具有证据的属性,不应该被排除在诉讼之外。特别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一些特点使测谎结论在其中有广泛的发挥空间,只要在程序上予以规范,测谎结论就能够作为证据运用。     

测谎结论的制度之维：交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兼对高检发研字[1999]12号司法解释的质评

科学的发展使得诉讼证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并日益冲击着我们的证据制度。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而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适用规则等加以规范，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测谎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近年来,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逐渐增多,但对测谎结论能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及其证据种类,仍有争议。从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看,测谎结论具有证据能力,是鉴定结论的一种。但鉴于目前我国相应技术、人员的不规范,现阶段还不能将其纳入诉讼、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只有当相关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测谎结论进入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测谎技术才能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     

测谎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

识别谎言是司法人员的基本职能；人类在数千年的司法实践中一直在探索识别谎言的有效方法。测谎仪是一种科学的心理测试仪器，但是其结论并非百分之百的准确。测谎技术是犯罪侦查技术的组成部分，也是提高侦查科学化程度的途径之一。测谎技术可以在犯罪侦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测谎结论能否成为诉讼中的证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给测谎结论以正确定位：它就是一种普普通通的证据，而且是“有限采用＂的证据。     

论测谎结论诉讼证据资格

判断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必须从证据的"三性"出发。合法性和客观性都不应阻碍测谎结论成为诉讼证据,更不能以真实性否定测谎结论的客观性;作为证据的本质属性,关联性的缺乏是测谎结论不能成为诉讼证据的根本原因。明确测谎结论的法律性质,方能更好其发挥人权保护功能和审查判断、获取其他证据的手段功能。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美国测谎制度的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是否采信包括测谎结论在内的科技证据 ,美国经历了由弗赖伊判例所确立的“普遍接受”标准向达伯特判例所确立的“综合观察”标准的转变 ,这标志着美国的测谎制度日渐成熟。目前 ,我国的测谎实践基本上无章可循 ,因此 ,应借鉴美国的做法 ,结合我国测谎实践的现状与不足 ,制定规范测谎实践的法律、法规。在该法律、法规中 ,应该明确规定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为鉴定结论 ,并在规定测谎人员专业素质与诉讼地位的同时 ,建立统一的测谎操作程序。     

论测谎结果的证据效力及其规范

测谎仪即多参量心理测试仪所获得测试结果具有客观性和与案件的关联性的特征,也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要求,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基本要求的。在证据效力上,测谎结果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测谎结果须经过审慎的检查并与其他证据一起,揭示、反映案件的事实。测谎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完全可以通过对测谎程序的完善和规范来加以保障,具体要明确测试人员的资格与诉讼地位;确立决定测谎检查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条件;制定科学的操作程序与规则。     

测谎鉴定意见的应用现状及证据效力研究

测谎技术(polygraph)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在多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我国法律尚未对测谎鉴定意见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规定.本文简要介绍了测谎技术的历史发展,分析了测谎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及其信度、效度,并总结了将测谎鉴定意见作为证据使用还存在的几个问题:1.测谎专业人员培养滞后,测试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从业资格认证与管理缺乏统一的规范;2.对于测谎鉴定的应用范围、测试主体、启动程序等缺乏法律依据;3、测谎鉴定意见的假阳性率无法消除,盲目认定其证据效力存在风险.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对策与建议,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使测谎技术更为科学、有效、规范地服务于我国的司法实践.     

测谎结论在证据网络体系中的价值解析——兼论测谎结论证据地位的发展趋势

测谎技术作为一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揭露谎言的重要刑事技术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和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却莫衷一是,争议颇多。因此文章在分析测谎结论证据资格以及目前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对测谎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可能性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诠释,以期进一步明晰测谎结论在证据网络中的价值。     

论民事诉讼中的测谎

我国在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同时没有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调查取证手段,因此,法官为追求个案的实体公正和办案的社会效果就会想办法避开证明责任机制而采取测谎的方式来解决实际问题。尽管赞同在民事诉讼中启动测谎并将测谎结论作为定案参考的观点逐渐占上风,但在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没有得到立法认可的情况下,有必要限制测谎启动的条件。     

辩证对待测谎结论

随着科技的进步,测谎技术出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于司法领域。目前,测谎技术在刑事侦查中被广泛使用,但是测谎结论是否应该作为刑事证据被法庭采用,在我国测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还未完全得到解决之前还应当慎重对待。     

测谎结论证据能力问题研究

测谎技术和活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和应用，自80年代起测谎技术就在我国侦查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发挥了侦查导向、查找线索、提高破案率等巨大作用。但是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理论界争论不已，而且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存在问题。应该充分认识测试技术科学有效性，肯定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科学证据体系。     

测谎在台湾地区为被告有利证明方法的检讨

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上使用测谎鉴定作为辅佐证据的情形相当普遍。法源主要依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61-1条：“被告得就被诉事实指出有利之证明方法。”此所指之证明方法没有绝对严格的限制,目的在发现真实、保障被告人权,故而台湾地区法院认可经被告同意施测之测谎结果具有证据能力。然而,测谎在台湾地区现已演进成“反客为主”的现象,刑事被告主动要求测谎,并且主张以测谎通过之结果作为被诉事实有利的证明;反之,未通过测谎的被告则上诉质疑测谎结果的可靠性,致使法院过去对于测谎结果多采肯定说之态度起了变化。相较于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法”第355条第1项明文：“文书,依其程序及意旨得认作公文书者,推定为真正。”致被告于民事庭审援引测谎鉴定报告的情形亦不遑多让。测谎成为被告另类脱罪、卸责的手段,对于台湾地区司法实务长期依赖测谎之使用,预料产生冲击与警惕之意义。实有重新检讨测谎作为证明方法之必要。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

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说谎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变化会引发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瞳孔散大、皮肤电阻增强等一系列生理变化。测谎是专业人员按照操作规范，运用测谎设备记录被测者在回答提问时的生理参数变化，通过技术分析据此判断被测者是否说谎的活动。然而，测谎技术自问世以来，对其在诉讼活动中的证据能力颇受争议。目前国内理论界反对声甚、而实务界支持者众。本文从测谎结论的法律特征方面，探讨其证据能力。     

试论测谎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测谎在民事诉讼中多有运用,但测谎结论在具备民事诉讼证据的"三性"即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方面尚有欠缺,应属不完全适格的民事诉讼证据。但测谎确有其客观需要和价值,适当运用测谎结论有助于提高民事诉讼效率、实现民事诉讼公正,故测谎结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辅助形式。     

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分析

测谎结论是现代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福利,它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为充分实现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发挥其在揭露欺骗、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我国立法应尽快赋予测谎结论合法性,从而最终确认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     

测谎结论的可采性在美国的演变及启示

测谎结论的可采性在美国经历了从弗莱伊规则的严格排除,到道伯特规则的全面开放,再到谢弗尔之后两极分化的演变.谢弗尔案之后,具体个案中测谎结论的可靠性成为决定测谎结论可采性的关键因素.我国没有关于测谎结论法律地位的明确规定和统一认识,法院对测谎结论的处理方式迥异.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对测谎结论可采性的做法,在承认测谎结论证据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严格审查,采纳或排除测谎结论,并确定测谎结论的作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