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表现为罪名之法定、刑罚之法定、司法解释之法定和犯罪认定之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表现在一律平等地保护、一律平等地定罪、一律平等地量刑和一律平等地行刑。罪刑相适应原则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刑罚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二是刑罚轻重与犯罪分子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再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与传统表述的差异使它颇受非议。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历史、本土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关系等表明:我国《刑法》第3条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是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该表述只会丰富和完善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对其保障犯罪人、行为人人权的功能不构成任何妨碍。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     

刑法基本原则与人权

修订后的刑法一个最引人瞩目、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内容,就是在刑法典的显著位置上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三大原则既是立法原则,也是司法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刑法学界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对罪刑法定原则应否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应否在修改后的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并且长期争论不休。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与权衡后,立法机关最终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为全面认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有必要对它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     

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张明楷在《法学家》2008年第4期撰文认为，研究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刑法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不断发现的，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刑法第三条后段的前提下，积极地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刑法第三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特点，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出罪权、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规定；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因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策略与做法。     

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改造

在个人本位思想基础上产生了罪刑法定各派生原则,但随着刑法理念的进化,刑事实证学派以社会本位为基础,忽视了罪刑法定各派生原则保障人权的基本蕴涵。刑法学界以“个人有利让步律”为指导,使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相结合,从而对罪刑法定派生原则进行了改造。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理念进一步加强。     

刑罚论:刑法学理论的根基

刑法学理论由犯罪论和刑罚论组成,其根基是刑罚论而不是犯罪论。"刑法学"是建立在"刑"之基础上的"法"的一门科"学",以刑罚论为根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才是实现罪刑法定的最佳选择。刑法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保障人权,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     

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分析——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和实质性理解出发

刑法解释中一直存在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立场之争。其中,刑法解释的主观立场和折衷立场是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理解为理论基础;而刑法解释的客观主义立场是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性理解的必然结论。     

民族习惯法入刑之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其蕴含的宗旨就是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习惯法在相当的范围内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味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理由排除民族习惯法的适用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本质内涵的。罪刑法定原则排除“入罪”的功能固然重,但更为重的是“出罪”功能。民族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罪刑法定原则完全可以合理定位民族习惯法。     

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看民族习惯法的刑法适用

宪法与刑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上。目前,民族习惯法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刑法适用形成了重大影响,成为该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各民族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作为民族文化之重要体现的民族习惯法应当得到尊重,刑法的适用亦不例外。事实上,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下位原则——法律主义和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当民族习惯法有利于被告人时,可以得到适用,这不仅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论儒家“生生”理念及其衍生的生命伦理原则

“生生”理念是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的起点和基石.“生生”理念衍生出敬重、尽性、和谐三大生命伦理原则.敬重原则,即对生命起源的敬重、对天地间万物的敬重、对天地人相通的敬重.在敬重原则的指引下,悲天悯人,珍重生命就成为儒家的重要思想.尽性原则,即万物各尽其性分.它要求发挥人作为人以及物作为物的特殊作用,使天地正常运转,万物健康发育.和谐原则,即人要顺从自然以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其目的在于造就一种万物繁庶、社会太平、宇宙和谐的良好局面.     

川西农村"称粮"习俗和亲子关系探讨

“称粮”是所调查的川西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这种养老方式要求在子代家庭间平均分摊养老责任 ,反映出中国家庭关系中的“平均主义”倾向。把“称粮”的养老制度和分家的制度联系起来 ,可以观察到亲子之间“平均主义”的互惠关系。平均主义原则和孝道一起 ,构成理解乡村家庭亲子关系的文化脉络     

警训教官素质结构的“新木桶理论”模型初论

警察实战训练教官(员)是警察实战技能的传授者,警察实战训练教官(员)素质是公安教育训练研究的新领域。文章从“新木桶理论”模型出发,探索了警察实战训练教官(员)素质应有的结构,结合“新木桶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优化的途径。     

诉讼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应当纠正

诉讼是否应当提起,以及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着合法权益需要保护的事实.而"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却对诉讼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明显偏离了诉讼制度确立的本意,使人民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诉讼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应当加以纠正.     

对思想政治教育适应超越规律的释疑

适应超越规律就是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教育活动既要从受教育者的现有思想政治品德状况和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出发,又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社会实践的时代要求促进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状况不断完善的规律.     

试论“与时俱进”与“时空变化原理”

党的“与时俱进”理论与管理科学中的“时空变化原理”具有内在联系 ,它们都要求体现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公安工作要在“与时俱进”理论的指导下 ,遵循时空变化原理 ,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再论"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的适用规则之一.理论上认为是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延伸."一事不再罚"原则实际上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过度的侵害为其基本价值目标的.在实践中,对该原则的适用应把握对同一个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后,不得再以同一理由和根据对该违法行为再次实施任何性质的行政处罚.当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时,可以采用"重罚吸收轻罚"的方式处理.     

自由公正论驳议

罗尔斯、海耶克和诺齐克的自由公正论,将自由与公正以及自由的原则与正义的原则等同起来。罗尔斯从自由的原则与正义的原则相等同的前提出发,得出基本权利完全平等与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海耶克同样从等同正义的原则与自由的原则出发,却得出了另一种结论:社会正义是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主观幻象,亦即所谓“社会正义的幻象”。诺齐克从等同正义与自由出发,也同样错误地得出结论说:除了自由交换,一切社会正义原则都因其模式化而违反自由原则。     

论环境行政代执行制度的普遍适用——以《水污染防治法》为例的展开

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中确立了环境行政代执行制度,文章中以《水污染防治法》为例展开分析了环境行政代执行制度的构成、特点、性质。通过对现行立法的剖析,阐释了此项制度在各类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普遍适用的必要性,指出了该制度普遍适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析学生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适用

在我国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包括如下三项：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这三项归责原则是处理侵权纠纷的核心依据,但由于侵权纠纷纷繁复杂,如何适用归责原则成为实践中的难题。在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上,这一难题也困扰着审判人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对此,笔者以两个案例为线索,提出适用归责原则的不同情境。